袁敦礼(1895~1968 年)，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体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奠基人，被尊称为体育界“五大泰斗”之一，曾留学美国，出访欧洲七国。袁敦礼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活动中，凭借精深的国学底蕴和熟练的外语优势，博览群书，紧跟世界先进体育文化潮流，根据中国当时国情，潜心钻研教育、体育理论，积极推进社会体育发展，为我国近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学校体育理论的构建，做出了卓越贡献。后人有联颂云：先生“弘扬师道伦常，立己立人名垂千古；培植体坛桢翰，强身强国德配千秋。”留世代表著作有：《体育原理》（与吴蕴瑞合著，1933年）、《世界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我国体育的影响》（1932 年）、《心身关系与体育》（1933 年）、《体育究竟是什么?》（1939 年）、《谈谈“体育”一词如何解释的问题》（1944）等。
对体育界“泰斗”级精英的体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从情感而论，是为了缅怀我们尊敬的前辈对中国近现代体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从学术研究而论，袁先生丰富的体育思想，在当下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袁敦礼体育教育思想主要内容梳理
（一）“体育之意义，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
首先，关于对体育概念的理解。对“体育”概念的理解和诠释，时至70余年后的今天，在学术界见仁见智，表述各异。袁先生就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概括为“体育二字本为身体教育之简称。盖由所谓智德体三育等名称而来。故体育意义之第一点即系教育之一方面”；“体育意义之二点即只限于身体方面之教育，此或可称之为身体之教育”。袁先生认为，这样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第一点有违“教育以个人整体为中心之原则”，第二点“身体方面之教育”之说，“即传统的（身心）二元之遗毒，即以人之身体视为解剖台上尸体之见解也”。他指出：“吾人之所谓体育者，乃为人之整个的机体之教育。其所以有别于教育二字者，乃表明其用特殊之方式而已。故体育之意义，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并直言：“体育为教育之一种形式与方法，不能离教育而独立”；“体育足以用之达到教育目标。”袁先生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身心一元论”哲学思想之上的；同时，也折射出了先生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即，教育应为促进人整体的全面发展，体育应关注对健全人格的培养。这样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科学性的。
其次，关于体育与教育的关系。袁先生分析了古代体育，在训练人们生活方法，为战争作好强壮身体准备等功用后认为：“体育之与教育，自古迄今，即极为密切相关。”同时，他在分析当时体育与军国民教育、体育有体操之固定形式、体育对健康有特殊作用、运动竞赛有组织、“体育有教育化趋势”之变迁时，赞称道：“最近数年来从事于体育事业者，渐渐对于教育（有）相当之认识……而认为体育乃教育之方法，其本身非目的也。于是今日之体育必须合乎教育原则，必须努力使之合乎教育哲学及教育心理学。换言之，吾人必须将体育成为教育及使一切活动均有教育之意义。”还对“一般体育家未尝研究教育，而一般教育家亦未尝留心体育，体育家与教育家各行其道，有老死不相往来之概”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袁先生“体育即教育”的思想，是针对当时还残有余毒的“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体育军事化思想”和兵操、军操体育而言的。从理论层面看，这样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学校体育理论发展的方向；从实践层面看，为在学校推行近现代体育运动，建立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客观地分析，这是符合教育原则和体育教育规律的。
第三，关于体育理论与技术的关系。袁先生针对当时体育师资整体理论水平低，科学、文化素养差的现实，指出：“体育界之主要弱点，即为轻视理论而注重方法与实施，遂有今日畸形之体育现象。”认为：“社会上无论何种事业，无论为政治，为经济，为教育，其政策之规定及实施，必须有理论之根据”，对未来的体育教师的培养，更应加强体育理论与科学素养的培养，以增强他们的判断能力。同时，袁先生也非常重视对运动技术的学习和操练。他本人在北平高师读书期间，就是学校田径和篮球代表队成员，还于1915 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中距离跑项目选手，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之后，经袁先生亲自筹办组织的华北区和全国性运动会就达20余次。还是力主中国代表队参加远东及奥运会的积极倡导者。先生认为，要使人们喜欢且能从事体育运动，“必须先有优良的运动技术，才能发生兴趣，持久不逾，”还认为“竞赛运动为发育青年最有价值的教育方法，”但明确反对以比赛为目的“锦标主义”倾向。他说：“学校体育之目的，为养成其技能。民众体育之目的，为给其运动之机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先生鼓励对运动技术的熟练掌握，但始终强调“体育目标为教育目标”的主导思想。
（二）体育活动就其意义言之，实“全部机体”之行为也
袁敦礼先生认为“体育即为身体的教育”的思想，是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哲学观上的谬论。若按此观点推论，体育对身体的教育作用，就应当有先后及作用大小的区别，对德、智，对心理、情感，对团结、社交等方面的影响就理应忽略。显然，这是错误的。“无论为‘身体之教育’或‘从身体活动中施教育’，与身心两方面均有密切关系盖无疑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体育活动”之“体”的意义，不再是至今还有人认为的“身体”一词的简称。袁先生于70多年前就已有了明确的阐述，将体育之功用以为“仅仅为增强体力，强壮体格，矫正身体缺陷之观念，其不合理已不待言”。“从事于运动之人，同时亦发舒其愉快或愤怒之感情。愉快时其运动之方法与结果与愤怒时迥乎不同也。运动又同时有社会之意义。”“体育于活动表面上言之不得不谓之为身体之活动，但就其意义言之，实全部机体之行为也。”这里所指“全部机体”，除运动者躯体之外，还包括有“感情之状态及精神之成分”，正如先生所说：“运动道德之堕落，竞赛组织之商业化，选手制度之不合教育原则种种状况，皆由于主持者未尝对于此身心——机体——唯一之事实加以深切之注意也。”由此可知，体育活动之“体”，当是“机体”的简称，既是机体的教育，就不能划分在一般“教育”之外，只是方式方法有别，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这种全面发展人格的体育教育思想，与当下倡导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袁先生在论述体育运动的范围时，认为“体育的范围只限于大肌肉的运动，大肌肉运动按它的效果、性质、方式来分类的话可以有很多种。凡不是大肌肉的运动，我们不称之为体育。”尽管如此，但先生主张“体育即教育”的思想是一贯的。认为“一切体育上的活动，一定要有实际教育意义，如果没有教育的意义，无论有什么好听的价值全部是虚伪的，不值得提倡。”袁先生主张“体育的范围限于大肌肉的运动”和“体育活动中必须注重教育意义”的观点，很容易使人发生这样的联想，就是前者是针对当时国粹派倡导的“静坐法”而言的，后者是针对当时体育运动比赛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而论的。如比赛中裁判作弊，取得较好成绩的运动员道德堕落，等等。
（三）“体育固对健康有贡献，其主要目的已非健康矣”
关于体育与健康的关系，在目前体育界，还没能理清其关系者大有人在。可袁先生早在 20世纪30年代就对此问题作了较为精辟准确的辨析。先生认为：“体育固对健康有贡献，（但）其主要目的已非健康矣。”因为，“一方面达到健康之方法不仅限于体育，而一方面除健康外，体育固有更重要之目标也。此则因健康本身非自目的，亦与体育同为方法。”“体育于达到他种目的时附带得到健康。此健康之本身又为达到丰富生活之方法。”并且认为，体育运动促进了机体的充分发育，为健康打下了良好基础。对“健康”概念的理解，袁先生认为：“健康非指体格强壮而言，凡身体、精神、人格之健康均包括之。”体育于健康的作用，“亦绝非体格强壮而已，故所谓充分发育亦非仅肌肉骨骼之发育也”，各种体育运动和兴奋神经之游戏，是养成愉快、乐观的健康精神态度的良好方法，各种团体比赛活动，实为养成健康社会人格之良好方法。不难看出，袁先生所谓健康，包含了躯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人格健康等内容，这样的认识是非常精深的。就是与现代科学健康观——“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行为健康和道德健康等4个方面，形成由低到高的层次结构。”
袁先生认为，健康当由健康教育完成之。健康教育包括“卫生之视察”、“卫生之料理”、“卫生之指导”3个方面。那么，体育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在吴、袁合著的《体育原理》中专列一章，作了深入研究。认为体育目的可分为3方面：一是“机体之充分发达”；二是“各种技能与能力之培养”；三是“品格与人格之陶冶”。在个人品性与操行方面，包含“勇敢、坚忍、决心、自信力、克已、自制、进取、热心”等；在社交或团体之品格方面，包括“仁爱、不私、友善、信托、正道、诚实、思想周密、大方、服务、宽宏、交际才能”等；在公民品格或对社会、组织态度方面，包括有“合作、自由、服从、忠心、乐观”等方面。袁先生的论述，虽然在有些方面也带有时代局限性，但总体上肯定了体育目的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实际上也是提出了体育师资应当具备的人文素养，能在当时情况下，有如此深透的认识，的确难能可贵。
（四）体育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之最良学科
袁先生说：“许多态度之集合遂成为人格，人格之养成，实为近代教育最重要之目的。”他早就注意到师范院校在培养中等师资方面的重要地位，且针对当时“政府所提倡之体育，大人先生所赞助之体育，舆论所鼓吹之体育，以至教育界所标榜之体育，无一非表面上身体活动之方式，及有形之设施而已”的大谬不然现象；还有“各种体育学府之课程，备有养成学生——即未来之体育教师——判断力之基本学科者，甚属寥寥，以及学校聘请体育教师之条件，弥不以技能方法为主要项目”的现实情况。指出合乎科学之体育家，应“深知解剖学、生物学、生理学、发生学、人类学等学科，供给许多规定体育原理之事实。”
基于这样的体育学科认识，袁先生在体育教育实践中，也是身先士卒，为人师表。据时广海、佟静洋回忆，在各年级课程的设置上，袁先生主张一二年级设置公共基础课，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如《中国语文》、《中国通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形式逻辑》、《中等教育》、《音乐》、《英语》等；各年级都设专业技术课，以提高学生运动技能技巧。于耀回忆说：袁先生亲授《体育理论》、《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生物化学》、《体育史》和《卫生学》等多门课程。袁先生学识渊博，教学严谨，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喜爱，享有很高声望。另外，据资料看，袁先生对体育专业学生的招生和课程考试，把关十分严格。招生上要求体育专业学生的文化课成绩不得低于其它专业，先经过文化课的考试，合格者再参加体育专业复试。缺课超过一定课时者，或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必须重修。这里从袁先生在体育学科课程设置、课程实施和他的体育人才观等方面，探讨了先生在通过体育培养人才方面的观点。这一切都体现了吴、袁《体育原理》中“体育是科学”的思想，也充分彰显了体育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上作用独特的科学理念。
二、袁敦礼体育观的当代价值诠释
（一）体育是教育，素质培养与能力提高不能偏废
袁先生体育思想的核心——体育即教育。教育理念上，当今的发展潮流是素质教育。本来强调素质教育，关注素质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应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可是现实中，“在学校体育中‘健康本位’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成为根深蒂固的顽症”，“可以说这种体育健身观念在当前学校体育中一直存在”。前文中，就袁先生关于体育与健康的态度，已作了简略诠释：“体育固对健康有贡献，（但）其主要目的已非健康矣，”我们知道，健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有望达到身心健康的学科是多方面的，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而体育锻炼仅是手段之一，且体育的目的不是唯一为了健康，而促进健康只是体育的功能或作用之一。因此，通过对袁先生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应当对这一至今仍模糊观点予以纠正，就是不能无限度地扩大体育的功能和作用，也不能将体育的功能与意义简单化为健康。
袁先生的教育观，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的培养，这与当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所强调的：“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念一致。现实中存在只注重能力的培养，而疏于素质养育的现象。这当然也有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变迁及学生就业困难、用人单位选才模式诸方面影响的原因，但根本性问题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素质与能力本应融为一体的教育的两个方面，割裂了开来，形成了壁垒。表现为，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更为关注运动能力的提高，运动技术、技巧的掌握，体育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人“整体机能”在自然素质、社会素质、精神素质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简而言之，重“教”轻“育”人的现象亦存在。研究袁先生体育教育思想，领悟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精英的体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以期对当下体育课程标准的修订和实施有所启示，将能力培养与素质养育，融会贯通到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各种素材、各个环节和过程之中。
（二）体育是文化，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要与时俱进
至于体育的文化属性，吴、袁在《体育原理》中，对功利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思潮，作了符合辩证法的理性分析后，认为：“体育为文化之一种，确有陶冶品性之价值，故体育亦应以传达文化与创造文化为目的。”还针对当时体育只重视技能训练，而疏于文化陶冶的现象，指出：“体育之目的，若专在技能上之应用，或藉练体育之活动，达一种与文化无关系之目的，则根本错误。”当然，体育的文化属性，在今天看来，并不难以理解，但能在70多年前，正值创建体育理论之时，有如此深透的分析和论证，确是令人敬佩。“人文奥运”作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之一，体现的就是一种奥运的文化内涵，目前组织的各种奥运会前的准备性活动，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就连会徽的设计，也是以中国汉字为图案主体设计的，这是值得庆幸的。
在这里讨论体育的文化属性，主要是试图凸显对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袁先生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引入与改造的问题，引入是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较为先进的体育理论与运动项目介绍进来，改造是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形式和内容予以选择和中国化，为的是便于推广和普及，这对推进中国近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作用巨大，功勋卓著。这就启发我们，在当今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创新显得更为重要，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难以存在。同样，体育文化的创新，也要坚持有继承、有创新的原则。因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武术文化，更是世界独占鳌头，对这些不予以继承并发展，将会是世界体育文化的一大缺损。但一味地追求返朴归真，就有可能失去发展的时空，甚至被世界体育文化所淘汰。目前在国内，日本相扑、韩国跆拳道流行的现象，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因此，我们在学校体育中，首先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传扬。但不能引起学生兴趣的现象，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标准修订中，不仅要体现有继承、要发展的理念，而且务必使发展做到与时俱进，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做好。
（三）体育是科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要言行有据
我们学习和研究吴、袁二位先生《体育原理》时会感觉到，无论是对体育基本理论的诠释，还是对体育运动技术的分析，都无不是建立在前人科学研究和已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充分体现了论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学术风格。袁先生关于体育是科学的思想，可从两方面予以诠释，一是在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上，认为体育学涉及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外语和运动（训练学）等多种学科，这一点前文已有所论，不再赘述；二是在对具体问题进行阐述时，始终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已有科学理论与研究成果的基石之上，研究过程非常重视科学方法的合理应用。比如，在论证“心身关系与体育”时，为论证“一元说”的正确性，先就“二元说”产生的哲学基础、宗教根源、心理学学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哲学上，从古希腊柏拉图，到“近代哲学之开山祖”笛卡尔，至经验派哲学家洛克、休谟，及唯物派科学家赫胥黎，康德之先验说等，论述了“二元说”在哲学上的演进脉络。随后，根据近代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教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说，推理后得出，心身关系“一元说”是正确的。从这一研究过程，可以看出袁先生有着严谨的治学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体育研究抱有科学的态度，拥有扎实的体育科学研究的能力。这是对当今体育科学研究和体育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理论上主观推断，实践上缺乏依据现象的鞭挞。
目前，体育学术界，对“体育是科学”的观点，基本没有疑义。而问题是理论研究脱离实践操作的现象，实践操作缺乏理论指导的现象依然存在。结合素质教育与新课程标准修订，以为在基本理论上，要充分体现体育的科学性，在实践操作上要有理论根据。如，在体育课程名称上，“体育与健康”的说法是否合于科学？在课程目标的表述上，覆盖面极广的课程目标，能否通过体育课得以实现，或如何具体操作？还有体育能包容下健康之全部内容吗？等等，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通过上述研究认为，体育课程目标，既然是课程，就必须要注意到课程的特点，目标的制定、内容的筛选、形式的选择等，不能脱离学校的教育性，不能脱离学生这一主体，不能脱离对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的培养，不能脱离社会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特点；另外，试图通过体育实现健康教育全部内容的设想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限于篇幅，本研究没能包容袁敦礼先生体育思想的方方面面，而主要侧重对袁先生的体育教育思想进行了梳理，其核心是“体育即教育”的思想。在诠释袁先生体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时，从袁先生关于体育是教育、体育是文化、体育是科学的视角，论述了其价值取向对当今素质教育实施和体育课程标准修订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并对目前体育教育、体育文化、体育研究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合理现象，作了初步分析和简略论证，以期抛砖引玉。当然，袁先生的体育教育思想和体育观，限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现状和发展水平，也存在一些有待讨论的问题，另文予以研究。
（作者：常毅臣、魏争光，来源：《体育学刊》，2008年第15卷第4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