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源，浙江吴兴人，字次珊，又字仲毅，1901年就读上海南洋公学开设的经济特班，1902年由浙江省选送考入京师大学堂速成科师范馆，1907年毕业。此后他先赴日本留学，后又前往英国学习造船，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于1913年3—11月间先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工科学长、代理校长，1914年1月至1916年12月任校长。民国初年（1912—1916），整个中国政局不稳，教育体制也经历着从清末到民国的改弦更张、革故鼎新，教育部长一职如走马灯般频频更换，北大校长也随之更换了四任，分别是严复、马良（代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其中胡仁源任期最长。任职期间，胡仁源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包括制定北大历史上第一份规划书《北京大学计划书》，成立评议会并完善学校管理机制，筹款新建宿舍楼，即后来成为北大精神图腾的红楼，这些举措使北大走上了平稳的发展轨道，也为其后任蔡元培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1913年11月13日教育部训令:令胡仁源监管校事并晓示学生
一、制定《北京大学计划书》
1912年，在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导下，民国政府颁布了首部高等教育法令——《大学令》，但因政局混乱并未完全施行。北京大学在历经更名（1912年5月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裁撤、合并、学潮等风波之后，在胡仁源任校长之后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学校局面得以稳定。胡仁源在1914年1月上任之初即以《大学令》为参考主导制定了《北京大学计划书》，成为这一时期的治校纲领。
这份计划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教授事项”，第二部分为“关于管理事项”，第三部分为“其他事项”。“关于教授事项”，主要针对教学活动的开展，内容涉及学科添设、教员与学生数量的匹配、教学和学生考核方法的调整等方面。具体包括：（1）在文科下添设中国哲学、英文学，扩大招生规模。（2）为匹配学生数量的增加，添聘教员。（3）注重教员的培养，提出“专门学者”概念，“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4）参酌各国情形、教育部规程及上学年经验，修改订定课程，并编订各科目要目，以要目为标准开展教学，并逐年总结经验修改要目。（5）注重实验和实地教授，添购实验设备，对文、理、法、工科学生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践要求，并作为过程性考核计入毕业成绩。文科学生需从所学科目中选择一门，参考群籍深入研究，与教员互相讨论并随时记录心得。理科学生应注重各种实验及解答问题，实验于规定时间在实验室教授。法科学生每星期轮流上堂两次，由教员就所学中提出疑问，学生解答，或学生提出问题，互相辩论。此外，法科学生每月由教员领赴各厅观审一二次，四年级学生于主要科目中选择一种专门研究，每星期上堂四小时，与专任教习互相讨论，毕业论文题目即由此中选择。工科学生应注重计画制图，室内及野外实习。每年假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场、矿山、铁道分门实习。（6）各科毕业考试均要注重论文。文理法科论文须就所学科目中选择问题，有系统研究。工科论文，须计画一铁道、桥梁、矿山、工厂等的设备。“关于管理事项”，则针对校风和学风的整顿，内容包括：（1）划定岗位职责，各司其责。（2）整顿学风，订定学生操行考查规则及惩戒规则。（3）整理图书馆，清查书籍，编订目录。添设中西文阅览室各一处，并每日按时开放供学生阅览。酌情购买各国新出书籍。（4）修改礼堂、添设学生休息室、整理寄宿舍，改善学校环境。“其他事项”包括校舍扩充和经费筹措。
胡仁源主持制定的《北京大学计划书》
这份详尽的计划书体现了胡仁源及北大管理注重教学中的“教”与“学”双方，以及良好环境之教育作用的思想理念。对于“教”，他特别注重师资的培养和教学方法的改进。他认为大学发展与国家的强弱兴衰关系极大，而“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他分析当时我国大学的办学效果不佳原因之一是专门学者的缺乏，因而他每年派各科教员赴欧美各国留学做专门研究。教学方法借鉴欧洲大学非常注重的“编定要目”法，即系统化编订课程大纲或教学计划，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编订要目，还特别强调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学”，从招生、考核两方面双管齐下。他严格招生录取，对于培养过程，计划中指出，“高等教育原期造就专门人才蔚为世用”，对文、理、法、工科学生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实践要求，考核方面也不仅仅关注考试，平时的课堂问答、读书讨论、外出实习等都作为考核要素，与时下的“过程考核+考试考核”异曲同工。对于毕业论文，文理法选题要指向所选科目的系统性研究，而工科则需要拿出自己的设计作品，论文和作品不能泛泛而谈，需要言之有物有自己的心得。
胡仁源在任期间还大力延揽人才，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等文科名家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还汇聚了冯祖荀、何玉杰、于同奎等我国数理化方面的先驱。此外，他还注重办学条件的改善，购置各类设施设备，优化、美化图书馆、讲堂、礼堂、宿舍等，打造良好的氛围，引导学生安心向学，养成优美良善的学风。
胡仁源的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改进，学科构成有所充实和调整，这为他的后任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后续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成立北京大学评议会
《大学令》中规定了大学的管理组织机构，探索构建现代大学的管理制度，包括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等。《大学令》第十六、十七条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评议会负责各学科设置、讲座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及学位授予等事项”。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教授组成，是对学术主体参与学校事务权利的一种保障，突出了教授群体在治校中的地位，体现了民主治校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蔡元培受欧洲高校影响的“教授治校”理念。1915年11月，胡仁源主持成立北京大学评议会，开启了大学评议会制度由国家立法走向大学实践的序幕。根据《指令北京大学该校评议会简章及会员履历准备案文》记载，当时胡仁源选举评议会员并具册呈报教育部备案，备案的评议会员为文科陈黻宸、辜鸿铭，理科冯祖荀、俞同奎，法科张耀曾、陶孟和，工科温宗禹、孙瑞林，预科朱锡龄、张大椿，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会长。
1919年10月21日议决的《评议会选举法》
胡仁源主持成立评议会是对《大学令》中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理念的实践，也是民国大学中首个评议会。这一时期的评议会虽是名义上的“商决校政最高机关”，但实际上只是开启了这项制度的落地，并没有真正运行起来，直至蔡元培掌校时评议会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筹款兴建红楼
胡仁源任校长后，北大的学生规模不断扩大，1914年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余，在校学生人数已近千人，1915年又增至1300余人，成为北京大学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时期，导致教学和生活用房的矛盾倍增。扩充校舍成为当务之急，《教育公报》载1914年、1915年《北大周年概况报告书》所列“关于未来计划事项”里面都涉及校舍扩张的筹划，并在1915年的报告中提出了具体设想，原文录下：
原拟在城外另觅地址建筑新校，惟目下交通不便，在城外新建校舍非惟需费过巨，且办理亦多困难，似不如就原有校址设法扩充较易为力。大学东首至马神庙街口为止，共有民房三十余所，按照时价约值洋三万五千元。马神庙东首有富公府房屋一所，计三百余间，地基广大，现拟售银三万两。若能购入此项房屋，则大学校址西至景山，东达御河，地面已足敷用。此项地价约共需银八万元。
本校所有房屋，除预科外多不合于讲堂之用，仅旧有洋楼一座，可作文科校舍。工科本年新建校舍近已竣事，尚须添造法商科校舍一处，约需银五万元。理科校舍一处，约需银三万五千元。图书室一处，约需银二万五千元。工科机械电气工场处，约需银三万元。选矿实习室一处，约需银二万元。添造寄宿舍约容学生八百人，需洋六万元。共计校舍需银二十二万元。
这个设想中包括计划新建一座可容纳800人的寄宿舍。1916年，校长胡仁源与预科学长徐崇钦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共借银洋二十万元，修建预科学生宿舍。关于合同的订立情况，时任理科学长夏元瑮在1917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版刊登的《新建筑记》中有详细记载。该借款合同由教育部提出，国务会议通过，教育部批准，财政部盖印证明，并知照审计院。仪品公司存法文合同一份，地契一份，部批一份；比使馆存法文合同一份；外交部存中文合同底稿一份；北京大学存法文合同、中文合同底稿各一份。合同签订日期为1916年9月16日。合同明确了借款抵押、工期、工程付款节点、还款利息及期限等内容。
工程于1916年10月15日正式启动，按照合同商定由中法实业公司负责施工，完工时间为1917年8月30日。但因开工不到一个月，发现地内有甚深之古池二处，不得不移改屋基，改画图样，耽误了工期，1917年9月30日完成工程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在1918年8月31日完成。
胡仁源在工程开工两个月之后辞去校长职务，红楼也在竣工前半年由学生宿舍再次改画图纸作为文科教室、图书馆及其他各机关之用。后来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是北大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光辉的标志。
胡仁源是京师大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是第一任北大自己培养的校长，也是北大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位校长。他有学识，虽专攻工科，但文史俱佳，富有哲思，著有《投影几何》《造船》，还曾翻译歌德的《哀格蒙特》、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他有自己的教育章法，所制定的《北京大学计划书》不仅提倡借鉴欧洲大学做法，而且在教学方法、实验规则、学生管理等诸多方面注重“体察情形”，将欧洲经验本土化落地。他还很有执行力，推动了北大评议会的成立和红楼的建设，为北大校史上的这两座丰碑奠基。1918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41号刊登了教育部指令第1331号，该指令提到胡仁源“在校数年颇著成绩，所请加给两月薪俸，以示优异之处”。日刊对此广而告之，是北大师生对胡仁源校长的高度认可。
（来源：《北京档案》，作者：陈香，北京大学档案馆，2026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