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是抗日战争催生的、由来自平津地区几所高校合组的办学联合体，它从1938年4月的正式成立到1939年8月的完全解体，加之其前身西安临时大学的办学时间，存续时长合计不足2年。期间，西北联大面对战时辗转的诸多困难、内部复杂的利益纠葛，以及国民政府的权力操控，通过设置行政机构、构建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体化办学的尝试。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客观认识西北联大的历史处境。
 

一、国民政府的政策意向：“收容”与“整合”

组建西北联大，既是国民政府对于平津地区流亡高校的战时处置措施，也在国民政府“经营西北”战略中占有位置。1937年前后，面对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的严峻形势，一些国民党政府要员认为，“西北为中华民族摇篮, 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从国防考虑, 从经济考虑, 从文化考虑, 都需开发”。“建设西北国防, 当先借西安为起点……关中之建设完毕, 乃经营兰州, 而以甘肃为起点, 完成整个中国国防建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更明确为：“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各种专门人才的重要渊薮、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凭借，在基础异常薄弱又亟待建设的西北，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迁校植入在国危民艰的非常时期成为最佳的选择。

迁校入陕由动议到实行并非一蹴而就，但组建西北联大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1936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函告教育部：“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请酌迁一所入陕。”其中,北平大学首在考虑之列。至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部也有动迁的念头。北平师大校长李蒸曾回忆道：“记得有一次去南京，朱家骅确曾向我提出师大在北平不适宜，应当搬开，地点在西安、洛阳或石家庄可以选择。”北洋工学院，因主动与陕西方沟通在先，也成为必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的北平和天津最先沦陷。“平津专科以上教职员学生为数极众，势非借读办法所可完全救济”，“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见”，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再迁汉中的西安临时大学改称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5月2日，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谈到“临时大学”更名为“联合大学”，教育部派任的联大常委陈剑翛说的很明确，即：“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院校合组而成。”

 “临时”之改为“联合”，不只是名称上的差异。设立临时大学旨在收容流亡师生。临时大学是几所高校的集合体，参与各校自行其政，聚合办学,为国家保存办学的根基。联合大学则强调合组基础上的调整，是几所高校的统一体，是整合的办学实体，对外一个声音，校政一视同仁。联合大学也隐含“内部整合”和“外部分化”的可能，使得国民政府完全可以“稳定办学秩序”、“国家战时需要”等名义，对其校务进行干预,对联合大学的办学资源和人员调配进行重整。

二、各组建校的诉求：“共克时艰”与“自主联合”

日军的对华侵略并不仅是军事占领，其破坏是全面性的，有些方面甚至是毁灭性的。北平陷落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理学院校区很快被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文学院校区被日军空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他们“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生火为炊，或遗弃满地，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亦横遭抢劫盗卖”。日本飞机轰炸天津期间，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这其实也是对其他高校的明确警告。沦陷后的平津高校不仅遭受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师生处境也变得凶险，多数学府随时有存亡绝续之虞。

西安临时大学组建的消息传出，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的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自行前往西安。以当时最快捷的乘火车前往为例,“出站口两边布满了日本军人，挨个检查，对剃了光头的北平学生就拉到一边，不让出站，以后就没听见下闻了！”“日本军警轮番挨个以手电筒照射面孔全身，检查旅客，日本军警一来，露宿的旅客无不提心吊胆，也有被检查时带走的。”没有“下闻”“带走”，很大的可能是被消失了。在这样的残酷形势下,沦陷区的三校师生被迫抛离校园、家园，开始了可歌可泣的文化长征。从1937年的9月到11月，西安临时大学全校学生总计1472人，其中311人属在西安新招录的外，其余均为三校原有学生或他校转学生。三校200多位教师也涉险解难齐聚西安。

1937年12月17日，是北平师大建校35周年的纪念日，校长李蒸在纪念词中写道：“现在本校同人同学又聚集了数百人于西安，师大生命得以延续，又逢学校诞辰，亦不可不有所纪念。不过在国家全面抗战之际，敌人节节逼近，正宜聚集会神于救国大计，区区学校之诞日何足纪念，但仍欲有所纪念者无非共同勉励勿忘国难校难耳。”这可以说代表了各组建校共赴国难、同拯校殇、艰难求存的共同心声。

各组建高校虽然在西安暂缓以存，但后续如何办学，是紧迫的实际问题。三所主干校都是深有根基的全国名校。北平师大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策源地，文理基础学科实力雄厚，有完备的附属学校系统。北平大学的学科齐全、根系众多，其法商学院可溯源于1906年成立的京师法政学堂，其医学院可远溯至京师大学堂的“医学实业馆”，工学院、农学院的前身分别是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北洋工学院，工科是其优长和专长，办学历史在三校中最为长久，立足的根基也最为纯粹。三校师生和校友浓厚的母校情结，使得他们愈是在危急存亡之际，保持母校本体办学传承和学脉延续的信念越是强烈、聚力越是强大，“抱团取暖”是为了“保存母校存续”，是他们根本的诉求。李书田带领原北洋工学院的师生“另觅校舍分开上课”，以及西北师范学院能够汇拢起大部分北平师大的旧人，都是这一意愿的最好证明。

三、西北联大的管理体制

三校短时间能够异地合校上课，需要解决的即时问题和谋划的后续发展问题很多，在对三校原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对新生的资源进行统筹方面，西北联大短时间形成了一套高效且不乏创新的管理体制。

常委会议决体制。1937年9月10日，西安临时大学宣告成立，筹备工作全面启动。先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牵头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负责“校址勘定、经费支配、院系设置、师资遴聘、学生收纳、建筑设备筹置”等事宜。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兼顾了多个方面，体现了协调机构的性质。随后，教育部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陈剑翛为常委。按照西安临时大学公布的《对内对外行文之程序及手续办法》，临大“对外一切公文如呈、令，须用常务委员姓名联署，或用筹备委员会名义；通告、笺函，及毕业学籍证明书等，概以筹备委员会名义行之”。 经费虽以临时大学的名义划拨，但“经常费内图书费，由二十二学系（家政系除外）一学院（医学院）平均分配”。“经常费内仪器费，又理、工、农、医四学院及教育系、心理组，就本校开办费之教学设备分配比例分配之。”“经常费内体育用品费，归体育系及全校体育设备用之。”临时大学不设校长，校务由四常委商决，各校的实际管理仍主要由原校长负责，“大家的事商量办”、“自家的事自家办”，采用的是“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改为西北联合大学后，这一制度延续下来。不完全统计，仅从1938年4月3日联大成立到1939年5月10日，西北联大先后召开的常委委员会议就达49次，议决事项大至“学校的组织系统”，小至“学生宿舍内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议定的规章制度达20余项。

各类委员会研议机制。西北联大设有“设计、研究及应付特种事件”的各种委员会，它们中既有常设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常设的有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战区学生贷金委员会、导师委员会、体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毕业考试委员会、警卫委员会、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抗敌后援支会等，临时性的如新迁校舍勘察及布置委员会、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下设沿途布置委员会、运输委员会、膳食委员会等）等。在构成人员上，这些委员会多由联大常委、各院院长或系主任、行政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构成。其中业务性强的如体育委员会、导师委员会以教师代表为主，协调性强、利益纠葛多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占有较大比例，且其中至少有1名是常委。以导师委员会为例，它由全体导师组成，但设常务委员会，由“大学常务委员会议推定导师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办理本会日常事务并指定一人为主席”。其中全体导师会“由训导处主任召集”，而导师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主席召集”。体现了行政导引的组织特性。图书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行政议事组织，其简章规定，“本会由值周常务委员、教务主任、院长、各学系主任、图书组长组织之。开会时，以教务主任为主席”。在整个学校的管理架构中，各类委员会基本上附设或下设于大学常委会，发挥意见沟通、矛盾调处、利益平衡、方案提供等项职能，成为决策层和执行层的联系纽带。

行政机构执行机制。西北联大教学点分散于汉中三县，其中城固为校本部，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处于城固县城及周边，医学院设于南郑，农学院设于沔县，从校本部到其它校址，最远的相距百里。在行政机构的设置上,为便于统一管理和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城固本部设秘书、教务、总务三处，处内分组，“各学院设在城固城内大学本部者，一切行政事务均由本大学常务委员会所属各处组办理。其不设在大学本部之各处学院，由院长秉承常委会督率各该院事务室人员办理，遇有对外重要公共普遍性之事项并须由院送请常委会统筹办理”。“各处学院或分院之事务主任或职员，因职务关系，得在其主管或经办事项范围内，直接商承大学本部有关之处组办理事务，但须于事前请示与事后报告各该学院院长或分院院务委员。”这样的机构设置和行政运转方式，减少了中间层级，利于实现管理的扁平化。

总体来看，西北联大的管理，采用了行政主导的任务指向的运转机制，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及时解决合校过程中和战时情况下的新问题，是推进一体化办学的有效尝试。

四、一体化与自主化的调处困境

无论是临时大学时期，还是联合大学时期，组建校的自主办学诉求与联大的一体化办学追求，都一并存在。寻求二者兼顾的调处机制是西北联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临时大学时期，教育部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4人为常委。前三位是三所骨干组建校的原校长，他们有名望、有人脉、有根基，陈剑翛注重合作。他们遇事协商，三校“一体化建设”进展顺利。以学科资源的整合为例，按照黎锦熙先生的陈述：“西安临大成立，文理合为一学院者，乃沿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之旧制。而共分国文、外国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八学系，则又师大文学院三系、理学院五系之旧制也。于是师大文理两学院及平大女院遂共冶于一炉。”“工学院则以北洋工学院为主体，亦冶平大工学院于一炉，分土木工程、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为一炉。”教学计划和地方服务上也做到了统筹，统一招生，师资共有，教学仪器和设备共用。面对潼关告急、西安遭遇空袭的形势，三校师生行军过秦岭，实现了在陕南的重新安置。在处理联大与各组建校的关系上，组建校各有各的校印，学生在学籍上也分属各校，教师也在各校名下。北平师大校长李蒸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当时的师大已与其他两校在形式上成联合组织形式，但在实际管理和课程教学方面仍是各校原有校长多负责任。”可以说是联合上的统一，做到了密切合作。

三校的密切合作也体现在排拒国民政府的干涉上。起初，教育部为介入临时大学的事务，宣布另一位筹委会委员、秘书童冠贤为筹委会“主任委员”，这引起了李蒸等常委的警惕：“这是露骨地表示要对原三校进行‘改组’了。当时徐诵明、李书田和我本人，感觉到事情不对，于是联名向教育部辞职，常委陈剑翛也一同表示辞职。”这场风波，以童冠贤的辞校他去而暂时平息。这是三校维护本校自主办学权、抵制政府取消三校独立建制企图的开始。

1938年3月，《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获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通过。西北联大“不离开西北”、“永驻西北”成为政府的主导意向，引发了几校师生“母校不存”“复校无望”的担忧和恐慌。面对几位常委的警惕和不配合，教育部通过人事任命强势介入联大事务，一是调离徐诵明，增派胡庶华为联大常委，胡庶华同时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委委员；又派张北海以教育部督学的名义常驻联大并出任法商学院院长。胡庶华的主导和张北海的专横，使得联大协商式的合作精神遭到破坏，原组建校自主办学诉求已不能通过常委会的工作机制得以施行。而西北联大缺乏师生参与的管理体制，使得联大师生在教育部一步接一步的改组措施面前，不能集合起一致且强大的反对力量。1939年7月，西北联大完全解体。

西北联大解体的事实证明，这种常委会议决、行政架构扁平的管理体制，虽然有利于解决几校迁徙和整合面对的即时问题，但缺陷也显而易见。即：决策容易忽视民意基础；校政会因决策层的人事变动受到冲击。

结语

对于西北联大而言，国民党政府的强力干预虽然是学校最终由分立而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但三校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构建上，其过于行政导向的整合机制给了国民政府强力调控的空间。今天，中国高校的多校区化和异质性分化并存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文化认同作为最根本的内聚力量，需要长期持续地予以重视之外，构建师生民主参与的渠道、健全协商式的沟通机制，则是更有效的纠纷回旋与矛盾调处力量。

（作者：魏书亮、姜文，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