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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京师大学堂
发布时间: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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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不能不提及京师大学堂。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与系统探索,京师大学堂的孕育是肇端。但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既非顺产儿,更非幸运子,成立不久便因八国联军的侵掠而中断,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雏形来运转,还要迟至1902年师范馆、仕学馆的正式开学。

十九世纪后半叶,垂暮之年的大清帝国,外有列强环伺,内部百弊丛生。在西方船坚炮利和商品涌入的冲击下,大清帝国的门户一点点地打开, “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的政治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心锈迹斑斑。与此同时,西方的进步思想、先进文明和科技成就进入国人的视野。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材力物力十倍于日本的大清帝国不得不忍受胯下之辱,在“割让台湾岛”“赔银2亿两”的棒喝面前,国人愤然惊醒。梁启超在回忆中说道,“唤起我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光绪皇帝“宵旰彷徨,临朝痛哭”,明言“不甘做亡国之君”。维新人士“结社”“办报”“公车上书”竭力鼓动,一时间舆论大哗。在羞惭交加、愤恨难忍的国民情绪面前,一场以变法自强为主旨的运动开始酝酿。

面对积贫积弱的困局,有识之士纷纷开出药方。介绍西方学校系统和教育制度的著述和奏折多了起来,从庙堂到士林,兴学之议不绝于耳,开办新学呈蔓延之势。甲午之败的当年,青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慷慨陈词,“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日: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96年,开始进入维新运动中心的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说的异常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刑部侍郎李端棻向清廷上《请推广学校折》,首次动议设立京师大学,强调“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其后,御史王鹏运也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予以批准,不久即命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筹划大学堂事宜。

清廷中的顽固派因担心权力受到削弱,竭力施展阻扰之能事,设立京师大学堂事宜一拖再拖。直到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明令变法,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在各方的催使下, 7月3日,总理衙门奏复《遵筹开京师大学堂折》,提出“宽筹经费”、“宏建校舍”、“慎选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等办学措施,并附呈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进入筹办程序。随后,又确定马神庙(今景山东街)乾隆四女儿和嘉公主的空闲府邸(俗称“四公主府”)作为校址。8月24日,礼部铸妥关防,户部划拨经费,京师大学堂开办在望。

需要说明的是,“维新变法”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不仅仅是成立一个大学堂,而是要对国家的教育体制、选材途径进行重新设计。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8章54节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切章程功课,皆当依此次所定”,培养“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新型人才。 “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设置编译局,“取各种普通学尽人所当习者”“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编为功课书。

师范教育则尤为维新派所注重,在梁启超看来,富国强兵所需人才的匮缺,洋务派所办学堂的不敷其用,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他进一步强调,“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这也体现在他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章程规定,“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大学堂的学生按照功课优劣分为六个等级,“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才者作为师范生,专讲求教授之法,为他日分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临朝“训政”,已经颁布的变法措施近于全废,筹办中的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以保留,但已和维新派原来的设想和期望有很大的距离。12月18日,京师大学堂开学,只成立了一个仕学院,课程仍是四书五经一类的封建旧学,招收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入院学习,学生仅百人,大学堂的工友得称他们为“老爷”。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俄、德军队占据大学堂作为兵营,大学堂校舍、图书、仪器等毁损严重,停办两年之久。

1901年10月,惶惶西逃、形同丧家的慈禧起驾回京,在残酷的现实和无情的打击面前,倒行逆施已没有出路,清廷不情愿地开始缓施新政。1902年1月,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重新厘定章程,筹备复学事宜。重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计划开设分科和预备科。考录到“国家需才孔亟”,设速成一科,分师范馆和仕学馆两门,于当年招生。预科的正式开办迟至1904年,举办分科大学则是8年之后的事了。师范馆的办学思路,无论是名称、功能,还是功课,大体上沿用了“师范斋”的设计理路。

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通过京城考试选拔和各省考选咨送,仕学馆录取学生57名,师范馆则有130余名之多,教学采用新的功课结构(大多数为新学)。师范馆在最初的两年中成为大学堂事实上的核心和主体,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由此起步,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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