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的小说创作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亦可称为创造社时期，自黄药眠1927年夏天到达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至其1929年秋冬被派往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之前，创作并出版了《痛心！》和《一个妇人的日记》这两个中篇小说单行本，另有《毒焰》、《A教授的家庭》等多个短篇小说发表；后期则从1938年至1949年之间，黄药眠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并出版了《暗影》和《再见》这两部小说集。目前，学界有关黄药眠小说创作的评价，集中于后一个时期，主要将其《陈国瑞先生的一群》等作品与张天翼、艾芜等人的小说视为抗战时期讽刺文学的代表。而对于黄药眠前期的小说创作，不仅诸多现代文学史家未曾留意，就连作家本人后来也鲜少提及。
那么，黄药眠创造社时期小说创作的成绩如何？这批作品与当时蔚为风潮的“革命文学”有何异同？其本身又具有怎样的特色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本文的起点。在此，笔者拟以目前所见黄药眠的小说文本为对象，结合其文艺主张与思想信仰的轨迹，考察其前期小说创作的整体风格，兼及与其后期小说的内在关联，由此探勘这批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以期对黄药眠的文学创作研究，以及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有所补益。
黄药眠先生
一
1921年，黄药眠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前身）英文系学习，在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同时开始学习创作。1925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广东大埔县白堠村中学、潮州金山中学等学校教书。从上大学开始，到参加工作的几年间，黄药眠创作了不少新诗，这些诗作大部分都收入了他的诗集《黄花岗上》。在他到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之后，这部诗集于1928年5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黄药眠之所以能到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得益于创造社在1927年夏天的发展策略。据王独清说：“我们决意要把创造社切实地整顿，切实地光大；我们第一步的工程便是想招致现时的青年作家和我们携手同行”。而在此期间，经王独清的赏识，黄药眠已在创造社主办的《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论文《梦的创造》和新诗《晚风（呈Miss L.之灵）》，在后者的篇末，王独清加了一段按语，隆重推荐了黄药眠和他的诗作：
我们这次到了广东，毕竟不算空去：因为认识了许多无名的青年作家。只就我个人来说，虽然还是两手空空地折返到上海，但一想到这层，倒真像是发现了宝藏而归，心中感着无限的安慰。黄药眠君也正是能使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人，他底诗，要算据我所知道的广州青年底作品中最有希望的。我这次到上海来，带了许多广州青年朋友底作品，但在这许多的礼物之中，只有黄君的最为丰富。我将陆续地给他选择发表。现在先借这里郑重地介绍这位诗人，并望黄君继续努力。
独清 六月二十八日
王独清所说的“我们这次到了广东”，系指1926年1月伊始，他和创造社的另外三个主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一起，陆续被广东大学聘为文学系教授，郭沫若出任文科学长，7月下旬郭沫若随革命军北伐，至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之后，成仿吾、王独清等先后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在王独清等任教广东大学期间，黄药眠经异母兄长黄枯桐的引荐，曾短期在广东大学文学系图书分馆担任管理员，而他的创作才华被王独清“发现”，正是在此期间。1927年夏天，当黄药眠从他任教的广东梅县丙村启智小学给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写信，希望能到出版部工作时，成仿吾、王独清给予了热烈的回复，黄药眠也由此来到上海，担任创造社出版部助理编辑。
黄药眠早期的诗作多具浪漫色彩，但亲历广州“四·一五”白色恐怖之后，其创作和思想都发生了转变。在诗集《黄花岗上》的序言中，黄药眠写道：“这是我三四年前浪漫的歌。现在浪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歌也死了。好，过去的东西由它死了罢，让我自己来敲我自己的丧钟！”恰逢此一时期，创造社在成仿吾的带领下，开始朝着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文学的方向前进，黄药眠也跟着左转。他接连发表理论文章，强调诗人必须立足于现实，“你要把一切人间的缺陷编成歌谱，用你卖唱者的歌喉，唱出了人世的歌声”，绝不能像超人的文艺家为了“解脱人类最深而隐的苦闷的缘故”，而忽略了“富于时代性的社会的缺陷，和急切的要求”。
在半个多世纪后，黄药眠回顾自己当年的转变，强调了四个方面的体验：家境日益贫困，随时有失业的危险，在上海的马路上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及“民族的压迫和歧视”。这样的处境和遭遇，加上理论上“曾受《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本书的启发”，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而他在此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毒焰》、《A教授的家庭》和《工人之家》等作品，也大都带有个人体验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就题材和主题而言，它们主要涉及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知识阶级的虚伪品性以及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
《毒焰》发表于1928年4月1日出版的《流沙》半月刊第二期，署“药眠”。小说的情节颇为简单：在“五卅”之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一落千丈，驻扎上海的英国来华第一舰队奉命回国，舰队水兵罗克赶在离开之前，凶残地杀害了认识仅一个多月的中国妓女小红，只是为了避免在他走后“她又要给那些中国猪占有了”。次日，罗克在甲板上向水兵们做炫耀式的抱怨：“我的那个女人。我真失望，我最初来中国的时候，我是想为我们皇帝之故，多杀几个中国猪，但结果只是杀了一个下贱的女人！”作品在篇末点出了题旨：“甲板上一切都肃静了，只有大英帝国的国旗在船桅上飘摇着，还有从烟囱里喷出来的一阵煤烟正斜掠过海面，象征着大英帝国横行海上的毒焰。”就艺术手法而言，这篇小说稍显稚嫩，但作为“五卅”之后的写实之作，它着意刻画了英国水兵肆意蹂躏、残杀中国人的嚣张气焰，足以激起读者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痛恨之情。
《A教授的家庭》发表于1928年4月15日出版的《流沙》半月刊第三期，署“药眠”。小说的主人公A教授生活优渥，平时抽的是雪茄，佩戴镶着白金链子的怀表，家里的洋狗用鲜牛奶喂养，家庭日常则有娘姨和丫头伺候。A教授下午刚刚受邀给S埠的名流讲演了“人道主义”，一回家就向太太复述自己对于孟子“仁”的发挥：
夫仁者人也，用英文说来就是叫做Humanity；在外国住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才发现了这个经过许多玄人哲人所研究得来的结论。故我觉得Humanity是救我们中国的唯一的药石，它可以使我们中国垂手而治，它可以使军阀发现天良放弃了他们的兵权，它可以使资本家发现天良放弃他们的工厂，它可以使暴汉忏悔而成善人，它可以使鳏寡孤独皆得其养，这是治标和治本的唯一的办法，也正是所谓不费一兵不折一矢而可以治国平天下的唯一的办法……
正当他得意忘形之际，在学校念书的侄子宏治上门来找他，向他恳求五元去买一条新裤子，同时转述家里的来信，要他寄生活费回去。然而，此时的A教授却百般推脱：“裤子烂了补一补就好穿，青年人俭为美德呀！”“现在我自己的生活都还不能够维持，一个月三两百块钱有什么好用，这些老家伙由得他饿死也罢，我没有这样大的精神来管他们的事！”更为讽刺的是，十分钟后，教授太太因嫌弃两件新做的夹袍太不合时而不愿出门，A教授立刻讨好地怂恿她再去做一件新的夹袍：“哈哈，三十几元有什么要紧……去，快点！”小说篇幅短小，人物对话更是简洁，却十分生动地刻画了A教授言行不一、厚此薄彼的嘴脸，揭露了上层知识阶级虚伪、自私的品性。
《工人之家》发表于1930年7月15日出版的《展开》杂志第一、第二合期，署“黄药眠”。小说将笔触转向被剥削、压迫的工人家庭：工人阿琛参加了罢工，其妻则由于怀孕七个月被辞退工作，家里一时断了收入，温饱难以为继；于是阿琛的妻借了高利贷买进一头猪，本指望喂养半年后将它卖出，每月带来五元入息，但阿琛却被警察打死了，她只能孤苦伶仃地面对她所养的猪。《工人之家》篇幅不长，情节也简单，但比及《毒焰》，其表现手法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当阿琛跑出去参加纠察队的斗争后，小说刻画了其妻的思绪和感受：
今天晚上她朦朦胧胧地把她自己的历史若断若续地背过了一遍，她恍惚觉得自己是一个死尸完全无主地在黑暗的海里浮沉，时而又好像一阵海风打过来，全身都在颤抖着。她忽而又好像瞥见了阿琛的影子，他异常凄楚的在无边的黑海中渐小渐小地沉没了下去，她警惕了一下，双手紧紧地捏着。忽而她又好像看见了自己的猪给人用一条丝绳悬在半空，啊，什么！她拼命的想冲上前去，……但忽然好像顿然惊寤般她又发现自己还是在屋子里坐着，她不敢相信她自己，她在四周看了一下……什么，她发现她自己的房子已浸满了半寸来深的水了。
不难看出，小说在对主人公的过往遭遇、现实处境及未来结局的切换中，以似睡非睡、似梦非梦的意识流动呈现其孤苦无依的状态，这种手法比《毒焰》中对人物悲惨处境的直白揭示，显然更为高明。
以上三篇为目前所见黄药眠前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但其实际创作的数量当不止于此。在1929年6月9日的《申报》第二张所登“世界文艺丛书”的广告中，有“《小说集》，黄药眠作，四角”的信息，赫然列于丛书第三的位置，排在其前面的则是郁达夫作《在寒风里》和叶鼎洛作《朋友之妻》。而在《展开》杂志所刊《工人之家》末尾的“附注”中，编辑余慕陶写道：“半年前，黄君曾交下一本短篇小说集给我，嘱我陆续投到各杂志发表。此刻，我把来排在本志，想来不会有什么不好罢——慕陶”。据此而言，黄药眠在此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数目应当较为可观，但其小说集是否顺利出版，以及集中各篇小说是否都一一发表，目前由于资料所限，相关信息暂付阙如，只能按下不表。
需要指出的是，1928年夏天，黄药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左倾决策的要求下，频频参加上海1929年春夏之交的飞行集会、罢工运动，也曾因此被警察抓去监禁了几天。因此，《工人之家》的题材和主旨，与那段时期作者的思想信仰和革命实践密切相关。当小说结尾写到阿琛被警察打死后，阿琛的妻心想：“我希望把这件事传布到全世界去，我相信全世界的工人都会因此而震怒起来，……那些打死人的人他们终于会没有好死！”阿琛的妻此时倏忽而至的抗争念头，已然逾越了人物性格发展的正常轨辙，从而显现出革命小说常见的“浪漫主义倾向”的情节模式。当然，女主人公突发式的阶级觉悟，也是作者主观的刻意拔高所致，而这种拔高，实与彼时黄药眠思想信仰、理论认知的迅速提升息息相关。
二
在那段时期，黄药眠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之发展》、《政治经济学导言》、《费尔巴哈论纲》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还翻译了意大利学者拉贝利奥拉的《史的唯物主义》，深化了自己对“一切制度之起源和改变”的理论认知。此外，他翻译并出版了爱尔兰作家Gregory夫人的戏剧集《月之初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以及美国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工人杰麦》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对于《工人杰麦》中杰麦被密探逮捕并遭受严刑拷打的一幕，联想到自己生活的世界，黄药眠愤怒地质问：“我们中华上国岂不是到现在都还施用着惨无人道的酷刑么？读者们请你注意，这究竟是什么人的罪恶？”
与此同时，对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掀起的“革命文学”洪流，黄药眠也在理论上予以积极响应。1928年2月，蒋光慈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为“革命文学”的内容确立了最初的标准：
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
革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反抗一切旧势力的精神！
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
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
黄药眠紧接着发表了《非个人主义的文学》和《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这两篇理论文章。在前一篇中，他指出，伟大的时代已经到来，作家应该一洗从前个人主义文学颓废的、伤感的、怯懦的、叹息的缺陷，自觉“同被压迫的民众紧抱在一起”，由此创造出表现民众“心里的热情”、“勇敢的力量”、“牺牲的精神”的刚强、悲壮、朴素的文学。在后一篇中，他则认为，在阶级对立的新时代，须号召文艺家同工人农人的利害结合在一起，“站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来表现出无产者的疾苦，提醒他们阶级的意识，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批评人生，来促进社会的变革，更要真的参加到实际行动中来，成为被压迫者队中的斗士！”仔细加以对照，就强调“表现民众”、“反抗压迫”、“反个人主义”以及“改造社会”等文学的目标、精神与任务而言，黄药眠的内在思路与蒋光慈的“革命文学”理论殊无二致。因而，无论从思想信仰还是文艺主张来看，彼时的黄药眠都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学派”。
当然，在思想信仰和文艺主张之外，足以代表黄药眠“革命文学派”的小说创作，既有前述《毒焰》、《工人之家》等短篇小说，也有他在此期间出版的《痛心！》和《一个妇人的日记》这两部中篇小说。《痛心！》1928年9月15日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单行本，署“黄药眠作”。小说除了开首一段出自《圣经》的英文题词外，其余都由男主人公y八月二十日在S埠写给昔日同学L的一封长信构成。信的开头，写信人y向L表明自己是其四年前的至友，且这封信乃是他前夜在新光戏院听了L的演说之后，决心自杀之前想对L说的话。而书信接下来的主要内容，是y诉说当时跟L绝交的原因，以及自己四年来所经历的痛苦。依据信中所述，四年前y与L是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在一个暑假将终的晚上，y给L讲解《情人的哀诉》（The Lover’s Appeal）这首诗，其间萌发了对L的同性感情：
我每讲完一句，我就必看你一眼，我觉得你那晚是特别可爱。头上的发，短短的覆着额，好像女人的刘海，猩红的嘴唇紧紧地合着，弯曲而柔媚，象征着青春的热情；你的眼注视着书。听到微妙的诗意的时候，就流星般，向我一瞟，嫣然一笑，颊上浮现着浅浅的梨涡；你的颊上的肉，真嫩洁，表皮底下，复浮着玫瑰般的淡红，好像手指一弹都可以弹碎。唉，我心里想，难怪人家叫他是L姑娘啊，他的体态真美！当时我恨不得就要把你抱过来一吻，但我又那里敢！
y承认，自此他就产生了要占据L的念头，但他也知道这种念头是不道德的，因此后来故意冷落、疏远L，乃至与L绝交。在此过程中，y内心充满着欲望与道德冲突的痛苦：
我为什么总是板着虚伪严肃的面孔，而不许我这原始的欲求的满足，我何必做一个“道学先生”，用什么理性，道德来束缚我自己赤条条的“肉体的我”！我所能看得见，摸得出的，只是肉体，我何曾有什么灵魂，啊，灵魂这些名词都是一班伪善者骗人的法宝啊，我何必受它欺骗，用道德的锁链来毁坏我的真面目！
此外，y认为L在演讲中所斥责“被恋爱所误”的那类青年，针对的正是他这种“无聊，怯懦和卑下”的人。因此，在信的末尾，y在表示永别的同时，也对已经成为“革命导师”、“社会柱石”的L表达了期待：“不过我很愿意你努力去革命，努力做一个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工具，把我们这久受压迫的民族，解放出来，为世界上稍存一点公道。”
1935年1月，茅盾以“何籁”为笔名发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指出五六年来中国文坛上“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外乎三种模式，第一种亦即最普遍的一种是：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既干革命又闹恋爱，作者则借助这主人公的“献身说法”，指出“恋爱”会妨碍“革命”，因此结局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观诸黄药眠的《痛心！》，“恋爱”与“革命”虽未集中于同一人身上——y代表感性的、颓废的、深陷“恋爱”的一方，L代表理智的、积极的、投身“革命”的一方——但小说的末尾，y由于认同“除革命以外没有自己，除革命以外没有一切”而与L诀别，却正合于“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痛心！》称得上是一篇“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此外，如同《工人之家》的结尾，《痛心！》最后将主人公y的呼吁擢升至“民众利益”、“民族压迫”和“世界公道”的高度，也终使小说难免彼时革命文学“标语口号化”的弊病。
另一部中篇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1929年7月30日由世界文艺书社在厦门出版单行本，署“黄药眠作”。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开篇，叙写一个妇人被拉去野外枪毙，其缝在衣角的一本日记被两位农夫拿到，随即被送到流落在附近村庄的知识分子杨勋的手中。杨勋由此知悉了日记作者L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生活：为了刺杀某军长，L忍辱去当了军长的情人，利用这个身份，她还把从军长那边探得的情报，不断地送出去；在此过程中，L因苦闷难熬，趁着军长不在家的时候，与卫兵阿桂发生了奸情，然而没过几天，日记突然断掉了。对于L被枪毙的原因，到底是由于输送情报的失手，或者是由于男女奸情的败露，小说最后并没有交代，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小说中刻画得比较精彩、同时也颇具争议的正是女主人公L。作为一个革命者，L瞒着爱人P，深入虎穴去执行任务，但内心备受煎熬，她试图依靠纵欲来发泄痛苦，却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时候，L和爱人P所信仰的“最后的胜利”，既是支撑L继续活下去的内在动力，也是她为自己的纵欲辩解的理由：
罪恶者的血将会洗去了我们的一切的污辱和痛苦呀！这是他说的呀，我现在所受的两重耻辱难道不会随着他们的血而洗涤净尽么？是的，我们只要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胜利的时候，我第一就要杀死阿桂因为我爱他，第二我就要杀死那长牙兽，因为我恨他。我杀死了两个人以后，我就随他们怎样裁判我。假如他们知道我这时所处的环境，精神上和肉体上所受的蹂躏，他们也许会体谅我，我这种纵欲并不是寻常的享乐的欢狂，而是在受四面黑暗势力所包围中一种人类的欲望的突击！
就日记所载来看，为革命做出莫大牺牲的女主人公L，也有意志不够坚定、无法克制个人情欲的一面。这个角色，实与稍后蒋光慈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年）中的革命女青年王曼英颇为相似。只不过，一度堕落的王曼英最终在革命精神和革命同志的感召下洗干净了身心，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而L则迷失于个人情欲之中，未及浴火重生就丢掉了性命。耐人寻味的是，对于L的意志缺陷，无论是日记的读者杨勋，抑或是小说的全知叙事者，似乎都视而不见。相反，当杨勋确认了日记的主角L就是朋友P的太太之后，小说写道：“他忽然伸手向长空吁了一口气，他的脑筋里微妙地觉得一切都是空虚，唯有那站在前哨为劳苦的人们，流血牺牲的人们的生活才是最充实最光芒的生活！”杨勋的反应和思绪，正是对女主角“为民众而牺牲了我自身”的革命行为的认同，也是小说叙事者乃至作者对于此种行为的礼赞。
就实际而论，以书写“恋爱”或“革命”为题材的《痛心！》和《一个妇人的日记》，不仅在情节模式上没能跳出蒋光慈式“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界域，在人物塑造、思想主旨方面，也未能超越这类小说趋于类型化、脸谱化和标语口号化的禁锢，这或许是黄药眠的前期小说未能获得当时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有论者将此归结于黄药眠过早地追随创造社搞起了“革命文学”，由此未能充分展现其文学创作的才华。此种说法不无可取之处，但未能切中肯綮，因这里涉及彼时黄药眠对“革命文学”和革命斗争的理论认知和个人选择的问题。
作为后期创造社的主持者之一，王独清在1928年8月指出，“我们要把艺术作为我们苦斗的武器”——用他两年后的话说，左转中的创造社所要提倡的正是为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斗争的文艺。然而，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且投身实际革命斗争的黄药眠，对于文艺创作和翻译的热情已然慢慢降温，以至于在《〈工人杰麦〉译后》中，他宣称：“我译完了这部书，以后不再想译关于文艺的东西了，理由很简单：文艺虽然能鼓动我们的感情但究竟不能直接做我们斗争的武器！”此不仅表明彼时他对于创造社所主张“斗争的文艺”的疏离，也与蒋光慈所持“我只能在文字上努力，只有文字是我的革命工具”的观念迥然有别。可以说，基于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被上级组织派往国外工作的革命需要，使得黄药眠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就此中断。
三
然而，致使黄药眠的这些小说当时不为读者侧目、后来几乎无人问津的原因，其创作的中断和数量的不足，只是外在的、次要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恐怕还要从这些小说本身去探寻。于此，可堪对照的是彼时风靡一时的蒋光慈的革命小说。诚如论者指出，像蒋氏《冲出云围的月亮》出版一年内即重版了六次，乃是因为“他表现了当时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革命的重大事件，而这恰是当时广大青年所最关心的问题，急于知道的问题，因而他的这些作品就受到青年们的广泛欢迎”。两相对照，即使就相同题材的作品而言，无论是表现革命的重大事件，或者是表现革命的主要动力，黄药眠创造社时期的小说都与蒋光慈的革命小说颇有参差。在此，不妨以同样涉及上海工人运动的黄药眠《工人之家》与蒋光慈《短裤党》（1927年）稍作比较。
《短裤党》是一部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其书写的重点正是革命党组织发起工人武装暴动的场面和过程，其革命的主要动力，则经由三对主要人物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情谊得以展现：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杨直夫正卧病在床，他的妻子秋华奉党的命令专门负责照顾他；另一领导人史兆炎患有肺病，在他为武装起义过度操劳而病倒之际，迎来了与女教师华月娟的爱情；而工人领袖李金贵、邢翠英夫妇，在暴动前夕共度了美好的一夜。这三对人物既是生活中相濡以沫的夫妻或心心相映的情侣，又是武装起义中并肩战斗的同志，都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强大的革命动力。作为觉悟工人代表的李金贵、邢翠英夫妇，尤其让人动容：武装暴动中，李金贵在率队攻打警察署时被打死，邢翠英得知消息后，独自拿起菜刀前往警察署为夫报仇，最终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而黄药眠的《工人之家》，虽然内容也涉及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但其书写的重点既非罢工的现场，亦非工人与资本家、工贼斗争的过程，而主要是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另外，小说的主角虽然也是一对工人夫妇——阿琛和他的妻，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革命动力，却颇可訾议。在罢工期间，阿琛每天除了出门开会和采探消息外，不是在家里“发着黄金般的梦”，就是去小酒店买醉；当他在街上碰到坐人力车的漂亮女郎时，则一面看一面心想：“——他妈的，这样漂亮干什么，去给人肏吗？阿拉有钱，起码亦要肏她一打呀！”这样的觉悟和欲念，与当时上海街头的流氓、无赖并无区别。而阿琛的妻，虽然也是工人，却无法理解罢工的意义：“请厂主加薪这自然是对的，但罢工是不好的，小工人怎么敌得过那些大人们啊！阿琛的妻在脑子里轮子般这样想着。”家里由于罢工断了收入，阿琛的妻把希望寄托在她养的那头猪身上，甚至觉得猪比阿琛重要十倍，“因为阿琛不能赚钱，而这只猪反而可以使她每个月有五元的入息呀！”不难看出，与《短裤党》这类革命小说“没有特别侧重的人物”和“缺少个性的描写”的通病相比，《工人之家》把笔墨集中于阿琛和他的妻，诚然有助于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但也在罢工革命的氛围中触及了人物的思想觉悟、革命动力中的某些本质真实——在阿琛和他的妻那里，如果说还有革命的动力，也主要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料或实现兽性欲望的动力。换句话说，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实与蒋氏《短裤党》中的工人李金贵、邢翠英夫妇相去甚远。
此外，在黄药眠此一时期的中篇小说《痛心！》和《一个妇人的日记》中，仅就题材而言，无论故事讲述的主体内容，抑或小说出版广告的关键信息，都与“革命”颇有偏离。最为明显的是，《痛心！》出版一周之后，在1928年9月22日的《申报》第二张“新书出版”一栏，登出了一则广告：“《痛心》，黄药眠著，实价三角。本书写同性恋爱，甚为深入灵动。至行文造句，颇有诗味。”此外，在1929年5月5日《申报》第二张的“乐群书店书目”一栏，也仍有该书的广告云：“《痛心》，黄药眠著。描绘同性恋爱的中篇创作。实价三角。”不知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或者仅仅是出版商的营销策略，除了推崇《痛心！》行文的“灵动”、“诗味”外，这两则广告反复强调的只是“同性恋爱”这一话题，而看不到有关“革命”的蛛丝马迹。与《痛心！》相比，《一个妇人的日记》在《申报》所登的几次广告更为简略，目前所见的几则，内容均为“《一个妇人的日记》，黄药眠作，四角”。如此简短的广告，除了“妇人”可能与“恋爱”沾边外，“革命”更无迹可寻。
“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诚然是革命文学家所热衷的题材之一，但正如夏济安指出，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行销并不是由于革命激情（不管以多么粗暴的方式描写）而是由于把革命写得苦中有甜，又加入了爱情的美味”。然而，即使在黄药眠最具“革命加恋爱”色彩的《痛心！》中，也很难见到这一特征。实际上，《痛心！》尽管通篇弥漫着男主人公y对于旧日恋人的倾诉与眷恋，但其言语之间透露的尽是自卑和自怜，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懦弱和沉沦。此外，由于小说的叙述耽溺于男主人公y对往昔“恋爱”的追忆和悔恨，《痛心！》在艺术上也难免“革命加恋爱”小说的通病，即作者虽然主观上并不将“恋爱”写成主体，但实际上“革命”却成了陪衬。
二十多年后，在总结蒋光慈文学创作的时候，黄药眠指出：
在理论上光慈是反对哥哥呀，妹妹呀的花月文学的，（见《少年漂泊者》自序）但光慈作品里面，大多数都是把革命和他的甚为自私的爱情交织在一起的……是的，恋爱自由，这本来也是反对封建的一种表现，可是恋爱问题到底只是附属的，次要的问题，而光慈老把它和严肃的革命工作对等地纠缠在一起，这岂不是遮盖了革命的光芒，而把读者的注意旁引到别的方面去起着抵消作用吗？
此番议论足以代表黄药眠对蒋光慈式“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看法。然而，倘若以此为据，反观黄药眠的《工人之家》、《痛心！》、《一个妇人的日记》等小说，则不难看出其中的罢工、革命、刺杀往往只是故事的框架和背景，作品却主要聚焦于工人家庭的生存焦虑、同性恋人的情欲忏悔、女革命者的肉欲沉沦和自我辩解等等“附属的、次要的问题”。而这些，也确然在客观上遮盖了主人公“革命的光芒”，容易将“读者的注意旁引到别的方面去”。如此，庶几可以认为：当黄药眠批评蒋光慈式“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时候，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当年那批小说的不足，因而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无论是整理旧作，或者是撰写回忆录，他都不再提及这批小说。
黄药眠先生写作《面向着生活的海洋》
虽说如此，黄药眠创造社时期的小说，在思想主题、人物刻画、讽刺手法和批判意识等方面，对其后期小说的发展与成熟，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比如，发表于1944年的短篇小说《淡紫色之夜》，同样写帝国主义水兵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和迫害，几乎是前期小说《毒焰》中妓女小红故事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淡紫色之夜》的人物刻画更为丰满，其主人公舞女露丝的身世远比妓女小红复杂，其对暴力的反抗也更加决绝。此外，小说的思想意蕴也更为丰富和深刻，经由露丝的悲剧，作品不仅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恶行，而且批判了中国同胞的自私与冷漠：舞女玛加列为了自己能招揽上生意，强行带两个外国水手来露丝的住所，最终使露丝惨遭毒手；当露丝因反抗而被扔下楼后，她的娘姨竟不管她的死活，趁机偷走了她储藏家当的小提箱。
再比如，《A教授的家庭》对知识分子奢靡生活、虚伪品性的揭露和鞭挞，也在黄药眠的后期小说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发表于1939年的短篇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刻画了以陈国瑞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员的庸碌生活和虚伪品性：作为政府某部委员，陈国瑞早上到部里工作的实际内容，主要是打听有关时局的各种消息，以便每天向朋友们说些所谓的最新消息，由此表示他在政府里面地位的重要性；收入颇丰的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情人那里去，并与军需官李云、议员张志明等喝酒搓麻，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对于家里人的来信求助，却以自己的生活十分困难百般推诿。当然，与《A教授的家庭》停留于对单个人物作速写式的讽刺不同，《陈国瑞先生的一群》旨在揭露国难日蹙之际后方国民党党部官僚的群体氛围，“……在某些角落里还有一小部分的人躲在那里依旧过着腐烂的生活，这是事实”。而发表于1946年的短篇小说《古老师和他的太太》，则揭露了教育系统中一群贪财好色之徒的真实嘴脸：这里有将集体财产当个人存款用来投机的本校胡校长，有和学生合伙做生意还侵吞学生钱款的省立商业学校的田校长，有虚报学生人头领空饷做奎宁赚了钱盖洋房娶姨太太的师范学校的程校长，也有一到星期六就要找女学生关起房门谈话的野鸡大学的李教务长等等。其对知识分子漫画化的描写，仍可视为黄药眠对前期小说思想主题、人物刻画和讽刺手法的延续与拓展。
黄药眠后来承认，自己的小说“从写作的总的倾向来看，是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尽管此一表述主要针对其后期小说而言，但实际上，这种倾向自创造社时期就已形成，此后一直贯穿于其小说中。在《一个妇人的日记》中，女主人公L意识到导致自己卖身事敌的原因正是制度和经济的压迫：“我要卖淫！但在这残酷的制度之下有几多千百万的家庭奴隶，几多千百万被经济所迫而卖淫的女人正在那里受苦啊！”而在《痛心！》中，男主人公y更将造成自己性格、脾气的原因归结于社会制度：“其实就我这个坏性格，怪脾气而论，又何尝不是这万恶社会制度下所反映出来的一种变态！”综合来看，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一部分源于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症候的敏感，但更多则源于其所接受的批判经济剥削本质、注重阶级斗争学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批判意识。也正是这种批判意识，使得黄药眠在后期创作中，往往透过小说人物的遭遇来思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的根源——如短篇小说《热情的书》（1944年）意在通过军人古慕韩的苦闷来“暴露一些军队里面的丑恶的现实”，如《淡紫色之夜》经由舞女露丝的身世来揭开“幸福之城”H港的权贵们畸形的蓄妓勾当，如短篇小说《小城夜话》（1944年）借助“大哥”陈子犹弃教从匪的经历来凸显抗战时期金钱因素的空前威力，等等，此正是其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延续与深化。
除了思想主题、人物刻画、讽刺手法和批判意识之外，黄药眠创造社时期的小说，在语言的个性化、体裁的多样化等方面也都各具特色。就目前所见，这些特色虽然大体不出当时“革命文学”创作的整体范畴，但也为黄药眠后期小说艺术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而其价值和意义不容忽略。此外，正如他在评价蒋光慈的创作时指出，在革命思想的启蒙时代，蒋光慈不可能是一个“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很成熟而又结合得很好”的作家，“但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否定光慈小说的价值，那也未免太机械，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形了”。笔者以为，将此“同情之理解”，拿来作为评价黄药眠创造社时期小说成就的基本立场和尺度，也正恰切。
（作者：林分份，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