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自创建以来，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揭开尘封的历史长卷，我们会发现一位又一位学人，在北师大音乐系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他们学术光辉的闪耀，形成了北师大百年音乐教育长河的灿烂。回望他们的身影，不仅是对北师大音乐教育传统的致敬，更会对我们今人有所激励、有所启迪。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为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师范教育机构，而“女高师”的前身则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建于1908年，在1919年升为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夏，音乐家萧友梅与杨仲子相继从德国和瑞士留学归来，在这里创立了音乐体育专修科(后改为音乐科)，打开了我国早期女子现代高等音乐教育的大门。音乐系采用的是德国的音乐师范教学体制，同时也吸收了日本教学体系的元素，奠定了我国后来高等音乐师范教育的基本模式。
音乐系在建立之初，技巧课只有钢琴、声乐、指挥三种。在1937年因抗战迁往西安前的17年建设中，又增加了昆曲、萧、笛、月琴、琵琶、二胡、小提琴等科目，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学生的专业水平也越来越高，还组建了昆曲队、兹竹合奏队、琵琶队、南胡队、小提琴队等小乐队，成为北京地区高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国立北京女高师时期，教师有专任和兼任两种。专任教师的聘任规定十分严格：要毕业于国内外专门大学或专门师范大学，还必须是学术专家。通过聘用的教师聘期也仅为一年，之后学校再重新聘。另外，学校专任教师不得兼任校外职务。在音乐系建系之初，专任音乐教师有四位，即萧友梅、杨仲子、嘉祉(Vladimir A.Gartz，俄籍教师)和赵丽莲。
一、中国现代音乐美育事业奠基者
萧友梅先生(1884-1940)是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国立北京女高师、上海国立音专的创建人。萧友梅早年就读于东京音乐学校，后作为公派留学生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教育系深造，于1916年以论文《十七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1920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音乐教师，同年9月，萧友梅和杨仲子创建北京女高师音乐体育专修科，并任音乐系主任。萧友梅在女高师期间教授音乐史、作曲、和声、视唱等多门课程。
萧友梅在选拔人才上独具慧眼，比如在北京女高师1924年的招考中，有一位考生叫曹安和，她在读谱弹奏等考试中成绩不理想，但是却有极强的听音能力、所写文章思想性也较深刻，萧友梅看到了这一点，决定录取曹安和，后来曹安和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如果不是萧友梅的慧眼识珠，可能我国音乐学界就会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而当遇到确实缺乏音乐潜质的学生，萧友梅也是绝不会任人唯亲的。在萧友梅任职上海国立音专校长时，他的侄女考入这所学校，分到查哈罗夫教授的班上，在接触之后，查哈罗夫找萧友梅说：“这个孩子没有音乐才能，我不能教……我听说，这个孩子是你的亲戚。”听到这话，萧友梅很快让侄女退学，报考了普通学校。
萧友梅不仅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和领导能力，在国家民族等大是大非上也有着很强的判断力。比如，在1936年，日本指挥家近卫秀磨访问上海，时任上海国立音专校长、曾在东京留学的萧友梅拒绝使用日语交谈，而改用德语。近卫秀磨回国后还通过领事馆赠送给上海国立音专一架钢琴，而萧友梅拒不接受。
萧友梅为中国音乐教育奉献了毕生精力，即使在1940年12月弥留之际，他还记挂着天气寒冷，学生要考钢琴的事情。他说，考试的钢琴旁边有一个通天井的门，而门上有一条长缝，北风吹进来，学生的手会冻僵，因此要赶快用硬纸裁一个纸条，把门缝堵住。这就是萧先生最后的遗嘱。
值得强调的是，从萧友梅开始，国内对于音乐美育就极为重视。萧友梅曾在文章中系统地提出对美育的看法，不仅指出中国音乐教育启蒙问题，还提出建设性的想法，并直指儿童音乐美感塑造的核心，谈到为儿童塑造美感价值观的问题。
与萧友梅一同建立音乐科的杨仲子先生(1885-1962)，是著名音乐教育家和篆刻家，曾留学法国贡德大学理学院，在校期间自修音乐理论和钢琴。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杨仲子于1910年考入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主修音乐理论及钢琴。1920年，杨仲子和瑞士妻子杨燕妮回到北平，与萧友梅共同创建了北京女高师音乐体育专修科，任钢琴教员。后来，杨仲子又在1938年担任了成立于重庆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的主任兼教授，于1941年担任在重庆青木关组建的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杨仲子担任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
和萧友梅一样，杨仲子开创了我国高校音乐专科教育的先河，并投入全部心血，据说杨仲子当时每天早出晚归，从早上7点就开始备课、写讲义、搞创作、为学生答疑解惑。他还曾翻译和撰写《西洋音乐词典》《音乐教授法》等著作，并创作大量音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期间，杨仲子创作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校歌》。在这首歌中，他巧妙地把西方作曲技法结合了中式文言歌词，充分表现出学校的崇高向往与精神追求。
杨仲子对于当时音乐和体育放在同一学科下很有意见，他说：“音乐和体育是动静不同的两门学科，喜欢音乐的人大多好静，爱在练习室苦心练习；喜欢体育的人则不爱静，爱在运动场上活泼泼地锻炼身心，所以这两种学问同时并进不能有显著的成绩。”在他的呼吁下，北京女高师的音乐、体育学科在1921年春正式分离，各自独立成科。杨仲子很自豪地说：“我们是第一个让音乐在高等教育各学科里占独立地位的。”
作为外籍的“白俄”教师嘉祉(生卒年不详)，于1920年来华，不久就被北京女高师聘为钢琴教员，第二年升为教授。嘉祉在北平的音乐活动有着非常良好的社会反响，因此，在1927年5月，嘉祉受智利音乐学院邀请要离开北京时，乐界人士非常不舍与惆怅，并在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举行了“嘉祉告别音乐会”。然而，由于身体不适应南美的环境，嘉祉在4个月后就又返京，并继续在北京女高师任教到1939年。嘉祉为我国音乐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如萧淑娴、吴伯超等。嘉祉以严肃认真的教学，让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进步飞速，并且为音乐界营造了学风环境。
赵丽莲女士(1899-1989)在1909年就读于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在1919年获得音乐学硕士学位。回国后，赵丽莲被聘为北京女高师音乐教师，主要教授音乐系的合唱课和其他系的唱歌课。
当时音乐系除了专任教师外，还聘请了许多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为兼职教师，如我国民族器乐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1895-1932)，他学贯中西，以对二胡的改良及创作最为知名。刘天华从1922年起在北京女高师担任小提琴、琵琶和二胡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可以说，北师大音乐系后来的辉煌成果及声望，与初期这些优秀音乐人才以其兢兢业业、勤于教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
二、前仆后继的北师大音乐美育践行者
我国钢琴家老志诚先生(1911-2006)，在1925年小学毕业时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其前身为1906年成立的北京初级师范学堂，非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北京师范学校的学制是前后两期或初、高两级的六年制(1922-1933年北京师范学校为此学制)，在后三年里，学生明确地分为文、理、艺三科。当时的艺科学生不仅要学音乐、美术，还要学手工课，而其中的音乐是把钢琴和声乐单独分开的，此外还有艺术概论课。老志诚曾说，当时北师的艺科学生在专业水准上和同类专科(大专)院校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在校期间，老志诚就以北师培养出来的“钢琴神童”而名满京华，并于1931年毕业时在北京师范学校举办了专场音乐会，曲目包括贝多芬《“热情”奏鸣曲Op.57》、肖邦《“军队”波罗乃兹Op.40 No.1》《“英雄”波罗乃兹Op.53》、李斯特《弄臣》《帕格尼尼练习曲——钟》，这场音乐会应被视为我国历史上中国钢琴家举办的第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
老志诚在1942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时名北平师范大学)任音乐系钢琴教师，并在1949年接替贺绿汀成为北师大音乐系主任。1955年，老志诚还担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筹委会主任，而实际上做的是院长的工作。对于老志诚先生的组织才干和领导才能，当时的北师大音乐系秘书冯文慈曾说，老先生从不唯上是从、从不随风倒，十分难得。冯文慈对老志诚的评价，正是其一生的写照：“有献身之志，无贪婪之心”。
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批评家贺绿汀先生(1903-1999)，1903年生于湖南邵阳，1923年进入长沙岳云中学，攻读艺术专修科，并于1931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1934年，还是学生的贺绿汀就以一首钢琴曲《牧童短笛》震惊了乐界，成为令人瞩目的作曲家。
贺绿汀在1949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前，曾于1949年2月，任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及筹建中的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同时还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务理事及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尽管在北师大的时间不长，但是贺绿汀对于国家的音乐教育及艺术普及工作的重视持续终身，并为此进行了非凡的努力。1949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贺绿汀指出要把“一以贯之”的美育思想和国家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认为教育应承担顺应时代的任务，同时也应该特别关切审美教育的时代性。在贺绿汀的美育思想中，始终都把专业性与普及性并举，形成互为依托和促进的格局，甚至贺绿汀还强调“普及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专业性”，是“专业性”的根本所在。
我国声乐界泰斗、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 1921-1993)，较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声乐系主任，但是其实在1947年到解放后的这段时间里，沈湘曾经在北师大担任声乐教师。
沈湘的父亲是留法医学博士，他从法国带回来的唱片，使沈湘自幼就浸泡在声乐大师的美声中，建立了极高的音乐品位，并在中学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歌唱天赋。1940年，沈湘考入燕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同时兼修音乐系的课程，并跟随燕京大学音乐系副教授范天祥的夫人学习声乐。后来由于战争爆发，沈湘在1942年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并于同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沈先生在上海音专师从男低音歌唱家苏仕林，并广泛求学，声乐技艺渐趋完善。
沈湘是一位爱国艺术家。1944年，还在上海音专读书的沈湘﹐因为拒绝在伪满政府组织的为日本军队募捐的音乐会上演唱，而被上海音专除名，沈湘对此毫不后悔，慷慨激昂地说：“既做亡国奴，绝不再做汉奸！”1944年5月12日，沈先生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成功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和热爱。
1947年，沈湘受邀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任声乐教师，这是他平生第一份声乐教学工作。1950年，沈湘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后，还在北师大兼职了一段时间。解放初期，中央音乐学院设在天津，沈湘奔走于京津两地，在北师大和中央音乐学院两校授课。沈湘一生培养出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如李晋玮、杨比德、张畴、郭淑珍、孟贵彬、王萃年、周维民、金铁霖、程志、殷秀梅、梁宁、迪里拜尔、刘跃、范竞马、黑海涛、关牧村、邓桂萍等，可以说，沈湘辉煌的声乐教育生涯，是从北师大起步的。
值得一提的是，沈湘和他的终身伴侣李晋玮老师，也是在北师大结缘的。李晋玮与沈湘同年进入北师大，就此展开了两人相知、相恋、相守的美好篇章。
钱仁康先生（1914-2013）是一位学术成就令人高山仰止、学术领域包含广泛的音乐界泰斗人物，他也是“西学东渐”的践行者。钱仁康与师范的缘分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那一年，钱仁康考入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就发表了音乐作品。从上海音专作曲专业毕业后，钱仁康于1946年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和声课及曲式课等。钱仁康多才多艺，外文也很好，20岁时就已经用英文发表文章，并出版了一本作曲的书，后来还翻译俄文、用俄文发表文章。此外，钱仁康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因此，在当时上课没有录音可播放的情况下，钱仁康说到哪个作品，就自己在钢琴上弹出来，边弹边为大家分析作品。正是在北师大工作期间，钱仁康发表了他编撰的《中学音乐教材》，体现了钱仁康早期在歌曲译配方面的钻研与实践。这套教材分上、中、下三册，里面有一部分是钱仁康的自度曲，其余皆为欧美民歌和古典歌曲。钱仁康以中国古人或今人的诗歌为其填词，如以刘大白的《卖花女》为意大利民歌填词、以陶渊明的《归鸟》为苏格兰民歌填词等。教材中还有一部分外国歌曲是钱仁康自己填词的，比如用古文给韦伯的《猎人合唱》填词、用语体文给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填词等。当然，教材里还有很多钱仁康翻译配歌的作品，比如贝多芬的《土拨鼠》、肖邦的《少女的愿望》、舒伯特的《菩提树》和《野玫瑰》、勃拉姆斯的《摇篮曲》等。可以想见，在那样的年代，这样一套极具价值的中学音乐教材，是尤为难能可贵的。
尽管钱仁康在北师大只有短短两年，但是却以博学多才、勤奋治学给学生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钱仁康到上海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并终成一代名家，在全国音乐界享有极高声望，自不必言。
曾在北师大音乐系历史上执教的名师大家还有很多，比如赵元任、张洪岛、雷振邦、何其超、周美玉，等等，尽管他们在北师大音乐系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北师大音乐系的工作是人生第一份教职，北师大音乐系是其音乐事业的发轫与开端。此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北师大音乐系曾拥有全国最雄厚的音乐师资力量，他们不仅专业精湛，而且敬业奉献，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投入到音乐教育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与名利。
结语
正如有学者曾说过的：“音乐教育的本质就是审美教育。”因为“音乐让我们能够直接体验感觉，音乐是我们培养、拓展和提炼感觉经历的最有效模式，而感觉经历是人类意识和认知的基础。”与很多专业音乐院校比起来，肩负着培养第一流音乐教师重任的北师大音乐系，与国家美育工作的联系无疑是更为紧密的，因此，从北师大音乐系建系之初，到后来的发展壮大，不仅与专业音乐教育密切相关，对于哺育心灵、教育成长的音乐美育工作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生活快节奏、充满诱惑的今天，人们心灵的宁静显得尤为珍贵，在物质生活高速发展的时代，帮助人们抵御精神空虚的重担必然地落到了美育工作的肩头，只有美育的加强，才能带来我们物质与精神的同步发展，建立文化自信。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笔者衷心祝愿今天及未来的北师大音乐教育工作者能够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为中国音乐教育及美育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段召旭，来源：《艺术教育》，2022年第7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