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国教徒马相伯、英敛之上书教皇，请“多遣教中明达热切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创一大学”。这种对借助外部力量创办教育和对外来师资的渴求，折射出民国初年中国对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开放程度，由此也吸引了大批海外团体或个人络绎而来，参与构建文化教育事业。1925年两人的愿望付诸现实，在罗马教廷的属意下，本笃会在北京创立辅仁大学，后交由圣言会接管。截至1949年，共有近二百位外国传教士、学者加入，或担任部分院系的领导职务，或承担主要课程的教学任务，逐步引介西方知识体系，致力于使文理等学科达到国际水准，对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水平殊有贡献。

辅仁大学主楼

进而言之，外籍教员对中外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引进域外的知识方法，还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介绍到海外。如章开沅所指出，“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对这些外籍人士的事功，学界已有所关注，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名声较著者，更具普遍性的外籍教员群体的流动、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尚未被完整梳理和深入剖析。相关研究侧重于揭示他们作为西学东渐的媒介在中西交流史上留下的印记，限于视野和资料，鲜有探究其自身受到的影响及将这种反向的文化影响带至海外的双向互动过程。本文将以辅仁大学外籍教员为考察对象，通过校史档案、传教士档案、大学出版物等资料重构其来往和活动轨迹，进而深化对教会大学外籍教员角色和作用的认识。

将此群体称为“文化的传译者”，源自美国传教士的自我认知——在东方是“西方的传译者”，在西方是“东方的传译者”。实际上，包括传教士和专业学者在内的大学外籍教员，都起到了增进文化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作用。他们身处大学之中，以学术和教育的交流为主轴，亦涉及思想和宗教的传播等元素，代表了文化交流的较高层次。由“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征所决定，本文力图超越中国与西方二元分析框架，将其间人员来往和文化传译活动置于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同时注意传教士在办学活动中的“地域性关怀”，揭示群体活动背后的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以丰富近代中国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

一、由外及里：进入教会大学与适应中国文化

众多专家学者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与教会大学的聘任机制和教员来校的多种途径密不可分。自辅仁大学创办伊始，外籍教员的延聘主要由校监、校务长主导，前者一般为修会领导，后者为修会派驻大学的代表。 拥有雇聘外员权力的西方修会通常优先选派本会成员，除了便于人员的组织和管理、不须支付薪金等现实因素外，更是基于维持教会大学特性的考虑——诸多神职人员出入于校园，有利于展示天主教徒的友谊和善意，也便于从宗教立场和原则阐释问题。根据本笃会的选拔标准，教授候选人最好是本笃会士，年龄不超过40岁，有意愿并有能力在本领域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学位，服从召唤。圣言会同样以宗教与学术标准并重，1933年接办大学时首先派遣本会成员到校承担教学任务，被指派的会士不仅要能“把握学术前沿，开展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而且要“在私人和公共宗教生活的各方面成为模范”。

在此背景下，充任大学师资的海外人士大多兼具传教士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辅仁大学外籍教员中有神职的约占67％，主要出自本笃会和圣言会。1925年至1930年间，大学外籍教员均为本笃会士；截至1933年退出大学管理层，该会的教员占比逾64％。他们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会院，大多数出自大学直接管理单位即美国的圣文森总会院。在圣言会管理时期，其发展较为成熟的德国、奥地利、荷兰、美国修院源源不断地为中国输送教员，来自圣言会学术中心圣加布里尔修院者或曾在此接受训练的人数比例最多。与该会关系密切的圣神婢女传教会亦派德国、美国的修女参与。

随着大学的日益专业化和世俗化，单纯依赖修会资源已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通过个人或机构联系来校的外籍教员渐次增多。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凭借其学术资历和声望被引荐而来。如圣言会学者施密特1935年底结束远东之旅后，返回欧洲为辅仁大学聘请专家，随后有多位资深教授东来。也有部分人士为借助大学资源和环境推进自身研究前来，如蒙古学家田清波、汉学家福华德，自城川、沈阳等地移席北平，以名誉教授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和编辑工作，同时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还有不少北平其他高校或机构的学者来校任教或兼课，如曾经执教于清华大学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供职于中德学会的傅吾康都在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史学系开设过相关课程。

在颇受中外变动影响的教会大学，部分外籍教员因特定时期的政治关系而被雇聘，此点尤其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在沦陷区内继续办学，1938年大学校务长雷冕与日本使馆签订协议，雇用日籍教员。自该年到校担任校务长秘书和日文教员的细井次郎开始，16名日本学者陆续来校。日人入驻显然有灌输其政治文化之意，细井次郎身为日方代表更承担起“监察校务”之责。在此之前，1934年底校务长穆尔菲在报告中提到，德国驻北平公使馆特别关注该校对德籍教员的任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伊始，圣言会很可能有策略地增派德籍人士来校服务，从而为辅仁大学与日本周旋提供了条件，也为德国政治文化的输入铺平了道路。战后时局遽变，1946年来自美国的芮歌尼接任校务长一职，大学教员名录中的美籍教员人数逐渐增多，则有美国势力的支持。

修会纽带、学术联系和政治关系等多种入校渠道，带来了教会大学教员构成上的国际性和多样性。从1925年到1949年，辅仁大学外籍教员来美国和德国等16个国家。这有赖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联系的日益增强，并依靠大学背后的天主教修会的组织和网络进行有效运作。本笃会通过加西尼联会联络美国一众会院，也接纳了若干来自欧洲的会士。圣言会则由罗马总部掌握最高决策权力，协调遍布世界各地的修会团体，在全球范围物色人选。被拣选者大多拥有跨国或跨文化的经历，或被修会派往不同地区传教，或辗转数个国家接受教育和训练，或进入多所大学和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于个人而言，跨国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其对不同文化的适应能力，有益于培养对异质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态度；于教会大学而言，众多跨文化交流者的加入，也增加了其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造就了独特的多元文化氛围。

外籍教员的中国经历同样存在差异，在中国各地从事学术、传教工作者有之，在京城其他高校、机构任教或任职者亦有之，而首次来华者为数更多，由此造成了个体对中国文化认知程度的差别。先后接管大学的修会进入中国的早晚、介入本土文化的深浅不同，也导致了两个修会的群体差异。本笃会中除了1920年来华考察教育的大学首任校长奥图尔、曾任教于开封培文中学的高福德等人外，绝大多数会士是首次来华。圣言会则在中国有多年的基业，部分被派到辅仁大学的传教士曾在山东、河南或甘肃教区工作，并在兖州戴家庄的语言学校接受过为期一年左右的语言训练，富有传教或教育经验，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无论如何，所有进入辅仁大学的外国教职人员都要应对新环境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学校事务，还包括渗透其间的各种因素。它们既为外籍教员设置了文化适应和融入的难题，也开启了走近和探索异质文化的门径。

对于初次来华者，语言学习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在一般情况下，教会大学可以用英语教课，奥图尔在来华考察报告中写道：“我们的教授不需要学汉语，因为英语将成为教学的媒介。”而当他们真正参与大学事务，与中国师生接触时，又意识到掌握汉语的有效性乃至必要性：“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和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有时使用汉语，无疑有助于把事情表述清楚”。汉语学习对于部分人来说不仅必要而且有趣，本笃会士韦休称：“只有掌握神学和汉语我们才能进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乐趣。”新来的传教士通常在第一年入读京城的语言学校，或得到汉语教师的辅导，学习途径和方式比较多样，但实际效果不可高估。一方面，中国语言文字难以在短期内掌握；另一方面，学习时间并不充裕，很多人入校不久便要承担教学任务，有些还要兼顾学校管理事务。 因此，外籍教员的整体汉语水平有限，除了以汉学为志业的学者、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多数人员无法阅读基础的中文报纸，不具备读写通用语言的能力，以致被隔绝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之外。

以学术为主要生活的外籍教员，也通过亲身的观察、体验及同事的引领、帮助，熟悉大学的工作节奏和人文氛围。如1938年从美国芝加哥来华的费知本，8月13日抵达上海，28日进入辅仁大学，翌日得校务长和校长接见，并获校长陈垣根据其英文名发音所起的中文名字。8月31日起他开始学习汉语，在本会神父的引领下参观大学校园，拜访忙于各自事务的本会同事。两年后的几乎同一时间，文讷从德国柏林出发，经过东欧、西伯利亚、满洲里来到北京。在初到学校的几天时间里，中西结合的校园建筑和景观，及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都令他着迷。在第一年他边学汉语边充当“学术生活的观察者”，发现“这所大学拥有良好的社会声望”，“师资队伍由中外知名教授和学者组成”。在此过程中，新成员逐步增进对中外学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大学理念和特色的认同，从语言、思想到行为趋向共同的规范，并通过大学的窗口观察、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

作为更直接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途径，在大学工作和生活之余，外籍教员还利用闲暇探访北平的名胜古迹、领略古都的风景人文。坐落在北京内城的辅仁大学提供了地利之便。在抵达大学的第二天午后，费知本与其他神父步行穿过内城的公园，“紫禁城的金色屋顶，雅致的景观、建筑和装饰，随处可见的色彩变化，岩石花园，早期帝国风格的古雅小船”，这些东方美学的外在表征无不给西方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还相约到校外观看电影、欣赏戏曲演出，借此了解社会风俗和民情。文讷自述其每逢周日下午都会沿着北京的城墙骑行，经过“无与伦比的”天坛、故宫、太庙和孔庙、雍和宫等，他还和大学师生一同骑车远游西郊的西山、颐和园、玉泉山和卧佛山，通过建筑遗迹等文化载体，形成对这座“绝佳的城市”的感知和欣赏。

大学内外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外来者的思想和观念，促使他们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和融入其中，甚至激发出学习和探究本土文化的兴趣。 随着教学活动的展开，一些外籍教员还发现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有助于赢得中国教授和学生的好感；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有助于使教学内容符合学生的认知与需求，因现实需要而将文化适应化为自觉行动。传教士的文化适应更有来自教会方面的推动力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罗马教廷到教中有识之士，均主张传教士应明了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西方教会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寓于辅仁大学的创办进程中，也要求其成员对中国文化和文明有充分的认识。

除了学术和文化使命以外，大学中的传教士还肩负着向教徒讲道和归化“异教徒”的宗教使命。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他们不仅要适应新的语言文化，也须应对新的传教形势——在校园内部，很多人或许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甚至从未与天主教徒有过接触；在全国范围，教育部的法令禁止将宗教作为必修课程，或在课堂上传播。面对各种限制和挑战，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给学生以宗教关怀和思想引导被视为有效的策略，本笃会士私下为“新入教者”讲授教理。圣言会士更注重将宗教和科学相结合，表明信仰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的指引力量。传教士学者还因其学识和所处的位置担负起宣教之职，或“发表关于天主教的演讲”，或“为天主教报纸撰写文章，特别是与中国基督教有关的文章”，或“将有用的西方天主教书籍翻译成当地语言”。上述工作又与传教士的语言和文化适应相关联，需要在充分掌握语言工具、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和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展开。

北京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位于北京内城的辅仁大学因之聚合了诸多本土要素和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外籍教员虽自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途径前来，在入校之时都经历了由中国文化的外部或边缘渐及中心的过程。 其间不仅发生了地理空间的位移，也伴随着文化调适的进行，大致经过学习汉语、融入新的学术或传教环境、了解中国社会风习等步骤。 当然，个体的本土化程度受在华时间及其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有所差异，一些长期生活和工作于此的外籍教员可能在知识和情感层面对东方文化有较深层次的了解，随之在学术引介过程中更加关切并更能适应本土的情形和需要。

二、整合与示范：西方学术的引介及本土化

辅仁大学的外籍教员几乎覆盖了除国文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是外语学科，其次是理学各科，再次是包含社会经济、教育学、心理学等在内的社会学科，哲学、史学等人文学科中也有外籍教员的身影。 他们在各自领域通过教学和研究引介西方学术，如在学科规划、课堂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对域外知识进行整合与解释，又主导或参与科学实验、实地调查、刊物编辑等活动，积极引入现代学科理论和方法。

身为西学传译者，外籍教员的事功最直观地体现在对学科知识的系统介绍上。其中，不少外籍专家在大学院系中处于领导地位，凭借海外教育和科研背景，从欧美办学经验出发把握学科方向、构建课程体系。1934年，曾受教于欧洲多所大学和神学院的葛尔慈来校主持心理学系，翌年应教育部要求，制订哲学、心理二系的学科重组和发展计划，均以现代欧美大学的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和研讨形式为标准。只是外籍学者对学科的组织和规划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思想和学术倾向性，甚至摒除与其认知不符却可能为本土所需的部分。葛尔慈因师承实验心理学开创者冯特一脉而奉此为正统，拒绝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对该校心理学科的渗透，即便后者在当时中国学界十分流行。天主教修会的学术特色也通过该会学者的设计而渗入大学的学程、课程之中。与圣言会注重人类学等学科知识的传统相呼应，在鲍润生、雷冕等人的努力下，辅仁大学的社会学学科中出现了若干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并陆续有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系之设。

将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必然要适应中国学生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这几乎是所有外籍专家考量本学科发展方向的通则，也是西方学科的知识谱系本土化的关键步骤。担任哲学组组长的费知本，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本专业的学生人数和水平不甚理想，一些非本专业的学生反而表现出更好的才华和更高的兴趣。基于对学生认知水平的把握，费知本尝试探求更适合教学需求的学科计划。在1940年提交总会的哲学科目现状和规划书中，他提到除了“逻辑学”“伦理学”等全校必修课程外，也有必要开设为期两年的面向全校学生的“哲学原理”课，使非本专业学生能接触到系统的哲学知识；还须设立哲学研究所，着力推进文本研究，追踪哲学前沿动态，以培养本专业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

在专业知识的讲授方面，外籍教员个人的知识结构、正在专研的课题，以及海外学术经历常为课堂教学带来丰富的内容。1936年加入史学系的英国教授萨达利曾在马来半岛及印度工作数十年，对印度的宗教哲学、风俗习惯和古代遗产有深入的考察，因而开设了“印度及英国属地史”“印度古代史”等课程。这类课程不啻于在东西文化联系之外，再建南北文化桥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视野和域外知识。从讲授方式来看，外籍教员倾向于按照欧美的课程形态开展教学活动，采用英语或其母语讲解源自西方的概念和术语，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也会有所变通和调整。如哲学系教员柴熙在本专业课程采用研讨班等形式，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面向全校的“逻辑学”课则于每部分结束后发放练习资料，以检验学生的掌握程度。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他尽可能突破西方语言所限，尝试用现代汉语译介西方哲学术语。这既得益于他对西方哲学概念的准确把握，以及长期在华从事教育对汉语文字精微之处的了解，也有赖于中国助手或学生的从旁协助。

不过，外籍教员的课堂讲授也伴随着对各类知识的选择和弃取，经常把本学派或本人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贯注其中。雷冕在讲人类学课时将原始人类的文化区分为不同的文化圈与文化层，又依据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不同表征，将史前时代分为四个时期。这种讲法显然吸收了“维也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施密特的学说，同时也融入了其个人的观点。另据听过其课的学生指出，雷氏的考古学知识顺从并爱护宗教，欲从史前史观察宗教，以保护宗教，在学问方面联合宗教与人文。可以说，在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渗入宗教元素，或穿插天主教义教理，或引据教会的观点，或站在维护宗教的立场上解释学科问题，是传教士教员传播西学的特殊之处，也是局限所在。

作为教学活动的延伸，外籍教员编写和出版了大量的教科书，使西方知识的本土化成为组织化、规模化的行为。它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校方推出的一系列用作课程读本的双语教材。之后外籍教员在课程用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教科书。而将西方知识术语转移到中国语境殊非易事，以奥图尔和英千里合编的双语教材《逻辑学》为例，在撰写英文部分时，奥图尔于内容上注意调用各种哲学基础知识，于语法上充分考虑汉语的文法结构，将长难句子化繁为简。在翻译过程中，二人研讨决定采用清晰简明的白话文，又因西方哲学术语的本土化尚处起步阶段，英氏为确定与之相对应的中文词汇花费了极大的功夫。陈垣在序中指出该书知识与分析结合、对归纳和演绎同等重视、中英文对照等特点。这对编写者的专业素养、教学经验、中文思考和表达方式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就最后一项要求而言，外籍教员在撰写和校对文稿时离不开中国学者、学生的合作或协助。

陈垣、奥图尔与辅仁大学毕业生合影

除了致力于学科知识的整合和诠解外，在注重科学研究与实验教学的理学各科，外籍教员还参照西方模板统筹和制定实验项目，主导着科学实验方法和工具的引入及应用。1932年，师立模仿效其导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建的儿童研究所，在心理学系设立儿童心理研究室，又依照欧美标准配备材料和安排人手，观察、测量和记录儿童反应变化等具体任务由学生完成，以训练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1935年，物理系主任严池规划未来几年的实验项目时，同样把欧洲大学正在进行的，或本人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带进辅仁实验室，期待培养中国青年学人的科学素养，从而协助国际间物理知识的进步。为此，严池掌舵的物理系集中了一批自德国进口、在国内领先的专业设备。后来该系还拥有自己的工场和出色的技工，在李士嘉、欧思德等的领导下制造出了堪称精密的真空设备和光学仪器。

尽管科学研究的课题、技术和设备大多来自西方，仍有部分实验系因应本土需要或结合本地条件展开，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微生物学实验室这一辅仁大学建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产生社会价值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即为研制和生产疫苗以应对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斑疹伤寒而设。1931年，筹划此事的吕登岸派中国医学博士张汉民到波兰的生物研究所学习制备方法，并请匈牙利生物学家盖道士来校指导实验工作。在外籍专家的引领和指导下，生物系师生从系统训练步入独立研究，借鉴欧美科学家的新近成果和方法，同时专研中国病菌的性质及其流行病学，经过持续试验，研制出了可供量产的疫苗。这些疫苗每年都分送华北地区的修会团体，并面向社会出售，在预防斑疹伤寒的发病和大规模传播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果将视野扩大，外籍教员的活动空间不仅限于大学教室、实验室，也涉及中国境内的各地区和各族群。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实地调查法得到了传教士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诸多实践。1935年人类学家施密特来校发表演讲，指出西方人士的田野调查、考古发现对中国人种学研究的推进作用，激励师生投入这项事业中。雷冕也时常提点学人，“读人类学者当作调查，亲自去领略民间的神话与风俗，与书本知识综合研究”，并请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研究生赴中国各地考察民俗、礼仪、方言等。1940年代中后期，由传教士教员所引领的田野调查陆续展开，如山尚德1946年到1949年间在西宁一带搜集蒙古族的民族学资料；贺登崧1947年到1948年两次带领学生在察哈尔南部进行语言调查；艾浩庐1948年到1949年在云南禄丰从事地质调查和矿物、岩石的搜集工作等等。 这些调查活动将西方的学科理念和方法与中国的地理文化环境相结合，加深了外籍学者对中国本土的认识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学术示范和导向作用。

在投入教学和个人研究事务之余，辅仁大学的外籍学者还主办了多份高水准的学术期刊，如鲍润生创办的《华裔学志》、叶德礼主持的《民俗学志》等。他们在刊物创办时融入了圣言会的学术传统与特色，并以相对广阔的学术视野整合多种文化资源，如叶德礼在《民俗学志》首期的编者语中，提出“促进东亚民族学研究”，纳入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民俗学予以整体关照，为尚处起步阶段的中国民俗学科树立了高标。在刊物发展过程中，他们又构建起中外合作的编辑机制和跨国性的作者网络，并注意推动西方的新近理论、方法的传播及其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的运用。 通过这个连接和沟通中西的桥梁，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获国际学界的关注，而外籍学者的成果和主张不仅在大学内部，也在国内学界产生回响。 如贺登崧讨论语言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在中国境内进行语言调查的报告相继发表。这种已在欧洲语言学界得到较多运用的方法，有别于中国语言学重视古代典籍的传统，经由《华裔学志》的传播为赵元任、董同龢等中国学者所关注和效仿。

要而言之，外籍教员以教会大学为中心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交织着全球化的视野和地域性的关怀。在此过程中，对西学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日渐增多，如根据本土需要和认知情况引介学科知识、对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和转换、运用西方科学方法解决本土问题等，这既符合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基本趋向，也得益于外籍教员自身的本土化和中国学人的参与。 尽管不免受个体的经验和阅历、教会的观点和理念所限，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及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促进了中国学人对域外知识和方法的接受，并影响参与其间的中外人士对彼此的看法。正是通过学术本土化的实践，一些外籍学者发现他们与中国学者、学生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可以达到真正的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

（作者：李乐，来源：《史林》，2023年第4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