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作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源头，在学校师资培养、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与我国新教育事业同步并进，蹒跚而行，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遭遇了艰难的历程，甚至一度“实存名亡”。考察抗战时期北平师大从消失到重现的历史脉络，由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出发中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承递直至抗战结束北平师院与西北师院的并立可谓曲折跌宕。一所大学的战时变迁历程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后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均衡化所采取的努力，也呈现出北平师大员生为保持学校传统而进行的抗争。在此张力中,新的大学格局初具雏形，国家需要与大学传统亦得到部分兼顾。
一、战前的迁移传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大学区制”改革，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因此并入国立北平大学成为第一师范学院。北平大学区取消后，北平师大重新恢复，在政局纷扰中艰难维持。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展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整顿，希图改变文实比例失调、院系重复建制、大学分布不均的现状。经过努力，高等教育质量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组织结构的惰性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最终只是在招生门类、院系合并等方面略有变化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方面则无所进展。“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国内各方积极寻求应对策略，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以保存力量、开发西北成为其中的取向之一。主持《大公报》的张季鸾在1933年发表社论指出：
自国都南迁以来北平失去政治中心之地位，而成为文化市，学生市。盖学校与学生之多,图书馆等设备之富全国各都市无出北平之右也。乃最近外患紧张，平津受胁，负笈北平之各省学生，皆感不安。……谓宜乘此非常之时,即将西安定为教育事业中心区域之一，而迅速建设之。……惟兹所论者，非只为西北与教育，乃为教育建中心。其意义不仅在使西北学生有教育可受，乃主张全国青年向之群趋通商口岸及北平者，乘此移其一大部分于西安,使西安成为新文化市，学生市。
早在1931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历时三月考察中国教育，鉴于北平国立大学过于集中的局面，指出“中国而外，世界各国，同一城市而设立两个以上之大学者甚少，惟有时大学科具有数个构成之学院而已。是以教育部如欲刷新大学制度专心谋全国教育之利益，则北平与上海二地，实不应再有八国立大学，及立案之十七私立大学林立其中也”，提出以大学裁并作为解决方案。随着平津地区局势的紧张和改善西北高等教育的需要，1933年2月18日北平《世界日报》刊载消息称教部有意将师大迁往西安。时任北平师大校长的李蒸回答记者采访时表示“外传教育部当局，以北平师范大学环境不适，改革多阻，拟迁西安，彻底整理，养成高等教育人才，刻正详筹校址及改善办法本人事前并未闻悉，敝校与教育部函电往来，教部亦无片语及此，想师大迁设西安之说系外间之误传。”为了学校生命之延续和历史传统之发扬，师大员生多次呈文教育部申述师范教育之实绩，力图扭转“师范教育，不应另设专校，以免畸形发展之流弊”的舆论导向，使其免于被取消的危险。
二、战时播迁与改组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高校更是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为了保持教育不辍，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台了《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规定：“一、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二、此项临时大学暂先设置下列一所至三所：(1)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长沙；(2)临时大学第二区——设在西安；(3)临时大学第三区——地址在选择中”，初步拟定了建设战时临时大学的制度构想。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该计划公布之后，流落各地的战区师生通过各种方式向两地集中，继续教育事业。经过一番准备，由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因故未能加入)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决定11月15日正式开课。由于战乱影响交通阻断，“本大学本学期筹备伊始，所有教职员学生前后到校，参差不齐。……兹定于二十七年(1938)一月十日，为学生到校最后期限，逾期令其休学。”随着侵略步伐的加快，日军兵锋直指晋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口，与距离西安东部135公里处的潼关仅一河之隔,西安转成战争前线。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大师生搭乘火车自西安前往宝鸡，进而越秦岭，涉险关，费时12日抵达褒城，随后在城固安顿：
为了觅一块更安全、更适合静下心来念书的地方,民国二十七年初,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于是迁往陕南。……大伙儿于是笑着、唱着，赶着小毛驴,翻越秦岭,来到黄牛铺、大散关越过草凉驿来到凤县。凤县是个小小的山城;城的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山下,站在东门城楼上，可以望见西门。而过了凤县,就来到形势险峻的柴岭关。下了柴岭关,便是一块小小的山谷平原;平原里处处鸟语花香,一片翠绿。原来，我们已经来到张良庙。张良庙也就是庙台子，那是刘邦登基后,张良躲在那儿修仙的地方,啊,什么功名利禄也都会褪色。当时，我们一群年轻人，曾在庙中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继续上路。傍晚，就到了褒城。褒城是个穷僻的小县,荒凉败落到处给人一种没落的感觉。……之后，走出褒城，穿过石门，我们就来到了汉中。前方虽然如火如荼地打仗，这儿却十分安静繁华。大街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完全是一番太平景象。在这儿休息一天后，我们就前往汉中东南方的小城--城固,安营下寨。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校徽）
（西安临时大学南迁行军系统图）
由于校舍尚未安排就绪，师生分散四处，后经学校与地方人士接洽，始在汉中安置。1938年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方案称“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步，并改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院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经费。”由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远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置，成为战时后方两所著名学府。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碑）
1938年7月21日，教育部鉴于过去专科以上学校设置缺乏计划导致学校分布不均，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参酌当时情形，令国立西北联大工学院和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并将教育学院改组为师范学院，由此开展了针对西北联大的第一轮改组。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再次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实施了针对西北联大的第二轮改组。
经改组传统悠久的北平师大转而成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38年10月20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即决定由各地区师范学院与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合作推进中等教育发展，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师范学院区，其分配区域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负责四川、西康与湖北；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负责广东、福建；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负责广西、贵州；西北联大师范学院负责陕西、河南、甘肃、宁夏、青海；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负责云南；国立师范学院负责湖南、江西。就区域配置而言，西北联大师范学院负责五省区的师范教育，其依托北平师大的力量，责任最为繁重。西北联大常委李蒸参加高师会议返校后，在1938年11月19日的总理纪念周上表示该会议对师大的关系极大。“抗战发生，政府感觉到师资训练的重要，毅然设立六个师范学院颁布的规程，大部是与我们师大的性质与精神相同，将来师范学院,也许会独立的，这在师范教育史上，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实。”抗战时期师范学院区建设，为北平师大在西北的改组提供了铺垫。
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全面检讨了全国教育问题，研究切实的办法以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其中就涉及到高等教育区域的划分和院校的建设。西北地区既然作为建国基地，自当在教育领域承担起人才准备和资源开发的重任。按照《划分中等以上学校区案》的设想，“中央应斟酌各地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及现有专科以上学校分布情形，划分全国为若干师范学院区及若干大学区”，其基本原则为每一师范学院区，至少设置一所独立师范学院或大学师范学院，每一大学区设置一所大学。为了满足这一政策设计，1939年8月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成立新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经费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西北师院致力培养西北地区的初等与中等教育师资，迅速开展各项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
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将西北师范学院再次迁往甘肃兰州。从政策的出发点而言，教育部的迁移命令，更多从改善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出发，并以西北师院的迁移作为推进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均衡的重要举措。从当时师大的办学情形来说，随着抗战局势的恶化，大量的学校机关涌入汉中地区，其中来自北平、天津、西安等地的大中专学校就有三十余所。这种战时的繁荣，打开了向来闭塞的汉中，但也给居留在此的大学造成了困难。汉中处在秦巴山间，虽然素称“鱼米之乡”，物阜民丰，但是交通不便地盘狭小，人员机构的膨胀使得战时大学的近况愈发艰难，有的学校伙食供应只有渗水发霉的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菜，每天吃两顿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缓解地方压力，改善办学环境和推进大学分布均衡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汉中地区的大学结构进行了重新规划，力促师院进一步西迁，从而优化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结构，扩大均衡化的实施范围。1940年4月，教育部长陈立夫签署“渝字1528号训令”，安排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后各校的校址问题：
惟各该校改组以后，仍多集中于南郑、城固一带,不足以应西北广大社会之需要，而谋学校本身之发展。兹经本部通盘筹计，决定: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工学院迁宝鸡,西北农学院仍设武功,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西北大学与西北工学院本年暑假暂缓迁移。西北师范学院迁移兰州后,原有甘肃省立甘肃学院之文史、教育两系即并入办理,并以其院址作为该院之院址。西北医学院移设平凉,应另觅适当校址，并将甘肃学院之医学专修科并入办理。该两院迁移事项应于本年暑假内办理完竣。
时任西北师院院长的李蒸，长久以来致力于保持北平师大的组织和传统，虽然迫于战时不得不取消北平师大的建制而改组为西北师院，但时时以恢复北平师大为己任，因此对于关涉师院的种种举措无不在现实环境和长远规划之间进行衡量，决定取舍。得知教育部训令后，李蒸亲自到教育部陈明师院师生意见，认为迁往兰州存在诸多困难。教育部考虑到实际困难,也同意暂时缓迁。但缓迁不意味着不迁，现实的政治压力和学校的实际状况，迫使院长李蒸和师院同仁认真考虑迁移的利弊：西北师院在政治上没有力量，无法抗令，同时在城固同西北大学在一起，麻烦也很多，学校同仁考虑到：为谋学校发展，迁到一个较大的省会地方也好，于是决定迁校兰州。”经过协商,涉事各方终于就西北师院迁兰达成一致,于是在教育部推动、甘肃省支持、西北师院操作的格局下，西北师院开始了从城固向兰州迁移的过程，也进一步深化了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均衡化的布局结构。
三、战后复校的努力
累经更迭的国立北平师大，以改组为国立西北师院暂告段落。虽然学校改组已定，但恢复师大仍然是师院同人的寄望所在。1942年12月17日，西北师院在陕西城固和甘肃兰州两地同时举行“师大及本院四十周年纪念日”庆祝大会，李蒸院长回顾师大历史，百感交集对于学校今后的走向，“惟聆今年盟国开始反攻，胜利在望，本校校庆在城固和兰州两地同时举行，象征本校明年校庆将在兰州和北京两地同时举行。”城固纪念会上，原北平师大教授代表也痛惜师大作为一所具有历史成就的高等学府，竟然改组取消，应该努力使其恢复。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的改组更迭伤害了北平师大员生的感情。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战时情境下实施的改组再次受到质疑。
（校长李蒸）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均衡化改造，要求西北师范学院继承北平师大的传统，永久在西北办学。1943年4月6日，袁敦礼主持召开了北平师大第四届校友会第一次谈话会，通过了“复校呈文”，推举李建勋为复校代表赴渝交涉复校事宜。1944年9月，复校委员会展开复校宣传及请愿活动，向社会各界发出电文宣传复校理由。师大校友总会进而选出李建勋、易价两位校友作为代表赴渝请愿。9月14日，国民参政会参议院马毅等43人联署提交提请教育部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案获参议院通过，并请送政府实施。1944年12月，前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勋、黎锦熙等八人致函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师大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分述五条理由呈请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指出“钧部前曾明白表示西北师范学院为北平师大之继承者。但西北师院之范围，限于西北各省区，且纯以训练中等师资为目的，实为一偏重专业训练之学校。北平师大则为全国性之最高教育学府，其使命为双重的，既从事高深教育学术之研究，亦致力专业师资之训练。此等制度，学理事实，双方验证实易得有效之贡献”。为此，有必要“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抗战期间，校址指定兰州；抗战胜利后北平收复，迁回原址，其在兰州已有之基础，仍增设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原北师大旧人的这番意见，反映了校中同人对教育部政策的不满，希望藉国民参议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提出《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议案的时机，恢复北平师大建制。
同年12月召开的师大校友会上，与会人员继续讨论了复校运动的方案并形成决议：推李蒸、齐国梁、曹配言、易价为代表就恢复北平师范大学事宜向有关方面接洽；除重庆校友分会推荐的复校代表外，增推郑震宇、陶玄、张志广、王卓然、王毓琦、崔唯吾6位校友复校代表；推举康绍言负责与重庆联络员互通消息，以扩大复校运动的声势。复校的热情，随着可以预见的抗战胜利而进一步高涨。借助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强大的校友力量，北平师大员生不断向教育部施加压力，以求战后顺利复校。
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师院开始积极谋划复校。1945年8月16日《大公报》发表消息称：“教育复员首为大学之迁回。据悉,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均将迁回原址。西南联大仍将分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之前构成西北联大的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等都未加提及。这份消息在西北师院师生中间引发强烈不满，8月29日西北师院全体学生发表《为拥护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敬告社会人士书》，提出“为了北平师大过去43年来的光荣成绩与历史，为了高级师资训练制度的确立与维护,以及为国家的教育前途,我们不能不说话了。”按照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意见，战后“要积极建设西安、成都、昆明、兰州四地之教育机关，俾五年内得树立为西南、西北之文化中心据点”，因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理当承担起建设兰州文化中心的任务，迁回北平不仅影响到西北地区教育，同时高校再度麇集京津，无改于教育畸形的弊病。因此教育部以“教育合理分布能在这次复员中实现”、“北平师大撤销在案”为由未将北平师大列为复员学校之列。为了反对这一决定，1945年9月1日，兰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向各地校友发函，希望各地校友“联络当地同学以师大同学会分会名义径向有关方面呼吁，以期我具有辉煌悠久历史之师范大学得以永存”。9月11日,复校代表李建勋、易价先后赴渝进行复校工作，先后与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等先生接洽并得其支持。为此朱家骅于1945年9月22日亲自向李石曾去函解释师大复校问题：
北师大为一历史悠久之学……现在须为之恢复，以为此有历史之大学，自亦甚所赞同。当可予以考虑。不过复员事宜，千头万绪,虽为旧校恢复实则添设一新单位，似宜俟复员事宜告一相当段落后,再当为之进行，一切较为顺利。……还有人关心地点问题,以现在高等师范制度而论,几大学有文理两院者，皆可报收师范生,在北平一地，已有许多大学,若再有师校,则与师大之发展亦多窒碍，似不相宜。如将师大改为普通大学则失去师大之性质。意当设在河北省内或高等教育不发达之保定或石家庄等处。
从复信内容可见，起初不予恢复的北平师大在师大旧人的强烈呼吁下得以恢复。但是从北平师大校址的选定，教部仍出于均衡发展地方教育的考虑，打算将其设在河北保定或石家庄，以解决北平大学麇集的状况。最后，教育部准许在北平原师大校址上设立“北平师范学院”，任命袁敦礼先生为校长，同意西北师院学生，不分地域，可以无条件转入北平师院。西北师院部分教职员和300多名学生转赴北平，进入北平师范学院学习。经此调整西北师范学院有40余名教职工转入北平师院，西北师院利用停课时间进行了改组，在大部分热心西北教育而继续留校服务的教职员基础上，重新聘任了40余名教职员，弥补了师资流失造成的缺额，保证了西北师范学院的正常运作。承续北平师大组织和传统的西北师院，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组织支持，为西北发展培养了大量师范人才。从此，由北平师大一支分流而出了北平师院和西北师院两所高等师范学院，分置于华北与西北。
四、结语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1945年9月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上，强调教育问题是建国时期的基本问题。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将建国工作与教育设施相互配合，努力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其中，西北与西南的建设将是此后需要重点开发的区域。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今后国家建设西北和西南极为重要。在这广大地区教育文化，必须发展提高。至少须有三四个极充实的大学且必须尽先充实。除确有历史关系应迁回者外，我们必须注意西部的文化建设。战时已建设之文化基础，不能因战胜复员一概带走，而使此重要地区复归于荒凉寂寞。”这番训词，希望与会代表在讨论教育复员问题时，从西部发展需要和学校历史关系两方面出发，规划全国教育布局，拟定大学复员计划。作为会议代表的傅斯年深切认识到大学复员对于国家建设事业和民族健康发展所造成的冲击并以感恩之心看待抗战时期内地省区对于教育事业的支持和收容，提出通过复员高校与内地大学之间的帮扶互助，实现师资交流，建设西安、成都、昆明、兰州等地为新的文化中心，并建议“兰州之西北师范学院与甘肃学院，可并为兰州文理学院，充实师资与设备，短期内改为兰州大学，以为甘青宁三省文化之重心，并发挥其地域性之学术如文科之考古、农科之畜牧等”，从而以大学建设推动西北地方的发展。
综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战时变迁，作为改善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从“消失”到“重现”，进而“并立”的变动，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格局调整过程中的曲折。从战时的被迫迁徙到战后的主动应对，旧问题与新形势的纠缠，凸显出国家需要与大学传统之间的张力。宏观设计层面上，中国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严峻现实，必然要求有效的制度设计与政策保障有计划地落实区域分布调整微观操作层面，改革政策的落实必然与大学的历史传统发生矛盾和冲突，需要妥善化解。二者之间的博弈，一方面是国家希望利用战时形成的高等教育格局，改善长期困扰国内高等教育分布不均的问题，充实内地教育，发展建国事业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涉及高校为了保存大学生命而进行的不懈抗争。观察其结果，西北师范学院的维持和北平师范学院的回迁兼顾了国家的需要与大学的传统；审视其过程，不同利益主体的据理力争与互相妥协，则为化解矛盾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作者：张强，来源：《山东高等教育》，2016年第8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