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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而考古”的学科缔造人(节选)
发布时间: 2019-10-30  

苏秉琦(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七)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他是我国考古学“永久的导师”,是“当代考古学思想家”。今年是苏公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重读《苏秉琦文集》和《我的父亲苏秉琦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重温苏秉琦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追求,掩卷沉思,所获良多。

苏秉琦一生事业,最基本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我读苏秉琦著作最直接、最热烈的感受。一九二八年苏秉琦中学毕业,为了家族的纺织公司,他来北平报考了北平工业学院并被录取,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令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肃,青年的责任严重,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叫醒公众 ——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一九三四年八月,苏秉琦从北师大毕业。他原方案是在北平或回老家做历史教师,“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拯救本人”。但时任师大校长李蒸知人善任,引荐他到北平研讨院史学研讨所,在徐旭生任主任的考古组任职,那年秋季就在徐旭生的率领下前往关中开展古迹观察并参加挖掘宝鸡斗鸡台遗址,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考古之旅。

苏秉琦先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念兹在兹的国家大事就是救亡图存,最大的担心就是作亡国奴,所以苏秉琦每每在心中叨念:“吾爱吾国,乃至把身心奉献,让国土和民族不致沉亡,反得永生。”这一时代,苏秉琦读到了郭沫若的《我国古代社会研讨》,发生了热烈的共鸣,对考古学的地位和任务有了愈加清楚和坚决的认识。抱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的信心,苏秉琦于一九三八年忍痛分开老母和妻儿,从北平转移到昆明。在昆明黑龙潭七年多的时间里,徐旭生、苏秉琦师徒共处一室,埋头学问。徐旭生完成了巨著《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而苏秉琦则前后写出了《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挖掘所得瓦鬲的研讨》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徐书是典型的使用新办法整理老材料,而苏秉琦的著作则是使用新工具整理的新材料,代表了这一时代古史重建两条最主要的途径。

身处剧变的大时代,除了“教育救国,兴史救国”,徐旭生、苏秉琦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苏秉琦在晚年还反复强调:“五四运动前后……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苏秉琦供职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五○年二月十六日,他在天津的《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发表了他在新社会的第一篇文章—《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提出中国要摆脱落后局面,就必须从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中吸取经验,再作用于现实中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而在此过程中,“考古学者的参加是不可少的”。

以上表述不是苏秉琦一时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更不会是他出于私心而主动去迎合新社会。而是面对新社会、新时代,苏秉琦将一腔报国之心与扎实的学术底蕴相融合之后,爆发出的对考古学性质与意义的初次宣言,其中饱含着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希冀、对学科未来的憧憬。对苏秉琦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认识历史,理解今天,展望未来”几乎是下意识的必然选择,所以他对于考古工作是否已经从“为考古而考古”转变为“为历史而考古”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苏秉琦先生考察河姆渡遗址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秉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三项: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址的调查、洛阳中州路发掘报告的结语以及论文《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在这些研究中,都能够看出苏秉琦在“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转变上所做的努力。

苏秉琦后来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再评价”的必要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

从考古材料出发,苏秉琦归纳出中国文明火花爆发的三种形式:裂变、撞击和熔合。对于自己的这一发现,苏秉琦认为意义重大,因为其“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一浪比一浪高,延绵不绝,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泉。我们从考古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

苏秉琦先生在工作

苏秉琦的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这两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巨变,正是将自己有限的学术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社会需求中去,才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度,丰富和升华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塑造和确立了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属性。苏秉琦的一生,成就了自我,也缔造了学科。

当今的中国,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考古学科何去何从,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正如张忠培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得从苏秉琦教授讲起;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

(作者: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本文节选自《读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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