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祖父陈垣的一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其一，他是一位大史学家。他被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与王国维齐名，30年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其二，他是一位大教育家。从教时间74年，从18岁开始一直到去世，其中担任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 其三，他还是一名炽热的爱国者。为什么他在学术、教育方面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想，爱国主义是基本动力。
祖父是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出生在广东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的。换算成公历就是1880年的11月12日。6岁前，祖父一直生活在新会石头乡。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但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对他影响甚大。祖父中年时曾赋诗回忆儿时与堂姐共食酸姜的情景：“久别容颜异往朝，儿时旧事未全消。不知姜性酸仍辣，持向檐前雨水浇。”还有几句注文：“儿时在四宅旧屋与莲姐共食酸姜，辣甚，则持向檐前雨水浇之。”
陈垣先生在读人民日报
家乡先贤对他启发颇大。祖父四五岁时，他的祖母经常带着他从石头乡到棠下去趁墟（粤语，即北方的“赶集”），途中要经过金竹村，金竹村口有块大碑，上面刻着六个大字—— “金竹先生故里”。金竹先生是谁？他姓胡名方，字大灵，号信天翁，是继白沙先生陈献章之后，新会的又一位著名学者。祖父17岁时就开始读胡方的文集。定居北京以后，1929年他买到一册胡方所写《千字文》，不胜欣喜，赋诗纪念，并影印了几百册寄赠家乡亲友。后来他发现此册署乾隆年号，与胡方卒年不合，就从胡方后人及各处收集胡方卒年资料。最后确认胡方卒于雍正五年（1727年），断定此册为伪作，专门写了一篇《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更正。这篇文章作于1963年，离他初见“金竹先生故里”碑将近80年了。
祖父出生在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创业者是他的祖父海学。海学公26岁那年（1836年）以贩卖新会特产陈皮起家，后来扩大为经营药材，在广州城晏公街租下闽漳会馆旧址，开设“松记”店。道光十七年（1837年）改店名为“陈信义”。店铺门联为“信人所任，义事之宜”，家族堂名为“陈宁远堂”，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意。海学是陈氏家族药材生意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海学共有9个儿子，这9个儿子基本上都是继承父业，经营药材，将陈信义行的经营范围扩大至香港、上海、天津、重庆、湛江、海口、新加坡等地。曾祖父维启 （1855—1909年）是海学的第五个儿子。祖父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为湖南湘潭宁姓朋友《锄耕图》手卷题诗两首，第一首为：“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并自注云：“吾先人在湘潭办茶。先父名田，号励耘。”可知维启除经营药材外，还曾远赴湖南湘潭县采办过茶叶，当时湘潭是水陆码头。
陈垣先生是维启公的大儿子。光绪十一年（1885年），维启的三兄维举去世。维举公比维启大两岁，死时年仅33岁。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在过去，一个人死时没有儿子是最大的憾事，维启、维举在九兄弟中感情最好，于是维启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与其三兄；又因为维启当时只有一个儿子，按照宗族家法，祖父当时“兼祧两房”（三房、五房）。
祖父过继与三房后就与三房曾祖母李氏一同生活。当时他只有5岁，恋母之情使他常常先在三房过继母亲处吃几口，然后又偷跑回五房亲生母亲那里吃饭。好在三房在第一排，五房在第二排，两家隔得很近，往返也很方便。祖父的生母活到76岁，过继母亲李氏一直活到90岁。
1885年，曾祖父维启就将5岁的祖父从新会带到广州。一年后，祖父便进入私塾学习。他五六十岁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每年所念私塾的业师、地址和课程内容。出生在这样一个商人家庭，祖父能成为家族第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并在以后取得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得益于曾祖父维启的支持、培养。
陈垣先生与胡适先生合影，摄于1937年
当时的私塾，经过启蒙阶段后，就是学习“四书”、“五经”。祖父12岁的时候，偶然在私塾老师书架上发现张之洞著的《书目答问》。据他回忆：“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第二年，他又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大开后，便不满足于只学习儒家经典，而是广泛阅读所能看到的书，尤其是史籍。
14岁时，广州发生大疫，学馆解散，祖父回忆道：“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在三年时间里看了读了不少书，打下初步基础。”当时有些长辈认为他读四书五经以外的“杂书”是不务正业，曾祖父维启力排众议，支持他买书、读书。祖父多年后在家书中深情回忆说：“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老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诃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
又说：“余始稍稍寻求读书门径。幸先君子放任，尽力供给书籍。今得一知半解，皆赖先君子之卓识有以启之也。”
他16岁那年，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了曾祖父100多两银子。此外，花8两银子买《四库全书总目》，花7两银子买《十三经注疏》，花13两银子买 《皇清经解》等。维启别号励耘，祖父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励耘书屋”，刻的书名为《励耘书屋丛刻》，并且交代后代可继续将书斋名为励耘书屋，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怀念，也是表示做学问努力耕耘的意思。
陈垣先生与启功先生合影
虽然曾祖父支持祖父广泛阅读书籍，但也不能违拗家中众兄弟的意愿。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曾祖父花了8两银子，为祖父买了一个监生资格，使他可以跳过童试阶段，直接到北京参加录取名额较多的顺天乡试。
祖父那年17岁，从广东只身来到北京。祖父踌躇满志，考试时放笔为文。考完试出来，一位老翰林就问他考得怎么样？祖父很得意，自认为必中无疑。结果榜单公布，名落孙山，这对祖父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近半个世纪以后，祖父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榜发下第。出京时重阳已过，朔风凛烈，叔葆先生远送至京榆路起点之马家铺。”临别之际，一位老翰林指点他：“你的文章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再考十次也不会中举。”这话深深刺激了他——“虽感其厚意，然颇以为耻”。
回到广州后，他开始一面用心学八股，一面教书。当时还没有新式的小学，18岁的他就当蒙馆老师，用教书收入来维持生活，再也不要家庭供养。同时，他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十科乡试、会试中式的试卷买来全读了一遍，“取其学有根柢，与己性相近者”，反复筛选，“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余而技粗成”。
就这样过了两年，他小试牛刀，参加县试、府试，中了秀才，得了一个廪生的资格。后来祖父填写学历的时候，他都写的是前清廪生。同年，他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的补试，这次考试前曾有一位姓甄的广东同乡请他代考，他想自己写作快，便答应下来。考试时，他写了两篇文章，给了同乡一篇。谁想到发榜之日，同乡因他代作的文章而中了举人，自己却又一次落败。他后来回忆：给别人写的那篇文章，根本没下工夫，非常普通；而自己的文章却是动了脑筋，下了工夫，但因思想独特，不合考官口味。自此，祖父放弃参加科举的仕进之路，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过这两年的功夫也没白费，他认为“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作者：陈智超，陈垣先生长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