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学术大家，何兹全教授即是其中一位。芸芸众生，能成为大家，自有其不寻常之处。随着他的远去，我愈加感到回忆与重温的必要。因为，唯有记忆能触摸人们的心底，能唤醒那些沉寂了的美好，而美好的东西是不该休眠的。

记得钱钟书先生去世的时候，有人这样说：“还是让我们看钱先生的书吧。”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他的生命驻足在他的笔下，长留在他的著述中。纪念钱钟书先生的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其他大学问家。于是，我取出平日立于书柜里的《何兹全文集》，恭敬地读，认真地想：他何以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他何以把人们引领到一个新奇、博大、深邃的世界？

何兹全先生

1911年9月7日，何兹全出生在山东菏泽。这时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战事连连。战乱的年代本不是读书的年代，但做小军官的父亲有些收入，这使得童年的何兹全生活基本无忧，还能读书。他六七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读《四书》。由于私塾不设算术课，他便在10岁时进了学堂，跟着三年级学算术，跟着四年级上语文。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教《古文观止》，何兹全很喜欢他，觉得他有学问。还有一位叫曹香谷的先生，时常在学校礼堂的廊柱前挂上小黑板，少年何兹全站在黑板前凝神。他记得曹香谷先生经常以圣贤之言教导学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立脚人；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他解释，第一句说的是友爱互助精神、推己及人的宽恕精神；第二句的意思是在困难与危险面前不动摇、不低头的知难而进精神；第三句强调遇事认真考虑，作出决断，别人说好说坏，不必介意，但好的地方，尽可能吸收。圣贤的话走进他幼小的心灵，让他明白许多道理。以后，他又接触《诗经》、《左传》和《孟子》等，渐渐对国学产生兴趣。他阅读李笠、梁启超的《国学书目》，设法找来《书目答问》，并打算系统阅读这些经典。这时，他才16岁。

大学二年级，20岁的何兹全就开始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那时，北大位于北京的沙滩，还没有像样的图书馆，一个叫松公府的平房院落用作图书馆，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图书馆，书桌又长又宽，由于看书人不多，有时一个人可以占半个桌子。书借多了，三面围起来，像个书墙。读书人近乎“苦行僧”，但在书墙里看书，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借书时不用查书目，也不用写借条，只要报上书名，图书管理员敲敲脑袋，略一寻思，就把书递到手上。读书无疑给人以精神享受，但是，一个青葱年少的人每天要和老祖宗对话，要和“之乎者也”打交道，与青灯黄卷相伴，其感受是不言而喻的。松公府里的书有限，何兹全就跑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当时，他的住所在北大东斋，从住所到北图，要经过北海大桥。闭馆后，他独自走在大桥上，南北两海的景色吸引着他，一天的寂寞与枯燥便渐渐散去。

在图书馆，他接触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也浏览了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托玛斯·穆尔和他的乌托邦》，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读书是寂寞、单调的，但是，“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书读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着青春的激情与锐气，他开始跃跃欲试，大有“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迈与气魄。

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特别是回忆当年往返于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与北大东斋“啃”《大藏经》的情形时，何先生难耐激动：“在北大读书的4年，是我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北大4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我想，何兹全先生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寂寞的意义与内涵。如果读书必须以寂寞相伴，那么，这种寂寞就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预示着“于无声处听惊雷”。

上世纪50年代，何先生研究的重心是中国历史分期。他运用详实的史料进行论证，并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派。他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予它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我都要争这个第一，当仁不让。”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当时并没有认定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但他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确实让人佩服。对他的观点，尽管有人不同意，但也不能轻易否定。对此，一位与他同辈的史学家这样说过：“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方法中有一种是‘证伪’。要对何先生观点‘证伪’，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观点而另持他说的学者，也不能不认真慎重考虑何先生的意见，而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

​

何兹全先生在书房

作为学者，他是博学的；作为教师，他又是多能的。有人做过统计：何兹全教授在北师大任教时讲授过如下课程：历史文选、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代社会、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法、《三国志》研读等。仅从罗列的这些课程名称看，就足以让人惊叹，更不要说他讲课时的独到大气、纵横捭阖。

这里，让我们听听一位上世纪60年代选修何先生《三国志》研读课学生是怎么说的。他说，何先生讲《三国志》有三个特点：第一，通过讲授重要篇章勾画出三国时期的历史脉络，他认为，《三国志·魏书》中的《武帝记》、《董卓传》和《袁绍传》，概括了三国前期的历史，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第二个特点是重视制度史的阐述，这从另一个层面把讲授名著同讲授历史结合起来。第三个特点是，善于对历史人物做具体、细致的分析。例如，他对《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评价。这不仅涉及对陈寿个人的评价，也涉及到人们应当怎样阅读《三国志》这部书。关于陈寿的史识，何先生认为他对一些人物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如对曹操的评价重在一个“才”字，对“德”则不置一词，这说明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有保留的。何先生自己对曹操的评价是：这个人物充满矛盾，是乱世的能臣，又是乱世的奸雄，统一和分裂的矛盾，是集中在曹操身上的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又如，陈寿评价关羽、张飞虽有“国士之风”，但又都“以短取败”。何先生讲授的《三国志》给人以启发：第一，比较系统和全面认识一部史书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从认识史书走向认识历史。第二，获得必要的治学方法，举一反三，开拓新领域。第三，既熟悉《三国志》，又熟悉三国史，研究才能达到佳境。

汪堃仁、钟敬文与何兹全先生

信念如山   何先生自谦为“大时代的小人物”，见证了国家、民族的巨大变化。“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我自信我所服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史学的生命力。”“我一生治学都是紧贴国计民生的，因为唯物史观告诉我，必须坚持抓重大问题。”何先生的这些真情道白，诠释了他生命的源泉。1926年至1927年，他沉浸在北伐军胜利的喜悦之中。他说：“我的心和热情也跟着北伐军的前进而沸腾。”他每天迫不及待地读报纸，跟着北伐军的进展查地图，其政治知识、地理知识不断长进。后来，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围剿共产党时，“我忽然清醒了，认为蒋介石是千古罪人。这时，是我感情上最靠上共产党的时期。”承认自己曾经不切实际的主张，敢于跨越自己，选择进步的道路，这就是他的坦荡、他的襟怀。抗日战争爆发前，何先生远赴日本留学。在短暂的一年里，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势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国内形势使他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不能容忍。1936年4月，他毅然回国，积极宣传抗战，宣传国内外的形势。1948年间，何先生留学美国期间一度作过《纽约新报》的主笔。他利用这个阵地，撰写社论，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以及因为政治腐败而失去民心的情况。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他面临着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国内地？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应老师傅斯年之邀到台湾史语所？经历了彷徨与痛苦，他终于作出明智的选择：回到祖国内地。“作出这个选择原因很简单，也很坚决：爱国！我说是爱国，并非矫情或自夸：祖国的召唤让我决计回国，这种感情、这片心意很质朴也很实在：我只是同时代的爱国人中的一个，是祖国这两个字的神圣力量把我这游子召唤回来的。”他深感有祖国的人是无法体会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的感情的，祖国对他有特别的意义：“回国救了我的学术生命，也救了我的政治生命。”“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一生爱国，关心政治，又一生离不开读书做学问，这就是我。”1983年，他72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5岁时，出版了自传，他取名为《爱国一书生》。在他九十大寿时，任继愈先生送他两句话：“激荡青春松公府，从容白首太平庄”。从容，就是自由王国的境界；从容，就是心不乱、道不乱。一个从容的老人，正是一生有信念的写照。

光风霁月   中国文人自古崇尚“道德文章”，有“做学问先做人”的传统，何先生做到了。记得他的儿子何芳川在婉拒兄弟学校给的讲课费时说了这么一条理由：“这是家风”。听到这个理由，对方也就不再坚持。何氏家风讲求风清月明。抗美援朝时，何先生与夫人把19两黄金捐给了国家、他用给老师傅斯年编书的稿费设立了贫困生奖学金、汶川地震后他拿出1万元给了灾区人民，他多年来默默资助困难学生，他一次次退掉兄弟学校给他的讲课费，何师母也曾把河南大学出版社给她的3325元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年6个遭遇水灾的贫困孩子，她说“钱是要用的，但要用在正地”、他们的儿子在出差的火车上，把自己的下铺让给不相识的母子，自己则被上铺的冷风吹得感冒……大家，还是充满感恩之心的人、有情有义的人，何先生曾对傅斯年的学术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他在80多岁高龄时，拜谒恩师，在傅斯年的墓前长跪不起、老泪纵横。

心广思远   大家是大写的人，他们确有超凡脱俗之处。他们的晚年大都表现为淡定、不寻常。何先生八九十岁时以“桑榆晚情逢盛世，不用着鞭自奋蹄”自勉，在一生考察社会经济基础上开始观照中国文化。从年轻时的抉择到耄耋之年的老而弥坚，何先生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充满责任感、使命感。1995年12月，何先生应台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室邀请，到台湾讲学。他深入阐述了中国文化起源、背景、发展及前途、致力于国家统一等问题，在台湾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阐述，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文艺复兴始于何时、东西文化的撞击和民族出路的求索、中国文化的未来。仅从这几个标题上看，人们就会发现，每个问题都是基本的，但又是最重要的。显然，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学术创新是有启发与借鉴意义的。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有光荣前途的”，“中国文化未来的前景是乐观的，因为未来世界应是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和平的世界、大同的世界，而这个方向与中国文化的特质相符合”。

（作者：马宝珠，现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摘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