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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师范大学女学生
发布时间: 2018-06-04  

北平师范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历次爱国运动中,师大女学生都站在了斗争的前列。特别是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师大女学生始终冲锋在前。

从水灾赈济会到学生自治会

1935年夏秋,暴雨成灾,黄河决口,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各大中学校为了救济灾民,发起成立了水灾赈济会,女学生曹国智受到湖南同乡、师大同学周小舟的影响,积极从事救济活动,被选为师大水灾赈济会执委,并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募捐。师大捐献衣物最多的6名学生中,女学生占了一半,她们是陈德明、毛鹤龄、唐尊矩等。通过救济活动,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忧心如焚。

东北沦于敌手后,察北、冀东也被日寇践踏,近在咫尺的通州、丰台已驻有日军。日本特务、浪人及其收买的汉奸、流氓、地痞也在平津等地摇旗呐喊,招摇过市,妄想策划“华北自治”。日军坦克在北平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在市中心低空盘旋,擦着师大的楼顶呼啸而过。学生们倍感压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积郁在心头。大家提出:今日之华北,是谁之天下?连“最后一课”都上不下去了,凡我热血青年焉能坐视族灭国亡?让我们立即奋起自救吧!大家悲愤地唱起了:“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学生们行动起来。111日,师大、燕京、清华等校学生,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发出通电,指出:“‘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焚书坑儒之现象”,“复见于今日之中国”!应“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使全体国民,“共肩责任,奋起救存”。126日,师大等15校又发表《北平各校通电》,指出,此时乃“领土主权,转瞬将非我所有,强敌入腹心”。声明:“今日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吾民置身危城,日受煎熬,顾瞻前途,已不能再事容忍。”

在北平市大中学校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诞生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师大也在水灾赈济会基础上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当时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地理系二年级在选举班代表时,对应不应该奋起救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赞成成立学生自治会,开展救亡斗争的同学坐在一边,主张“读书救国”,反对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坐在一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在中共地下党员张仁槐的启发下,杨淑英勇敢地站出来,慷慨激昂地说道:“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中国不亡,世无天理。我看这倒说对了,今天东三省早已被日寇侵占,华北又要重踏东北覆辙,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我们的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可是,我们班二十八个同学,为成立一个学生自治会,吵成这个样子,还团结不起来,中国岂有不亡之理……。”话音未落,会场便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推选她为参加学生自治会的班代表。

经过艰苦努力和热烈讨论,得到超过半数同学的拥护,学生自治会诞生了。陈德明(程绯英)当选为学生自治会执委,杨淑英为学生自治会康乐股负责人之一。

(北师大女子救护队)

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

1935128日,一些进步学生得到9日进行爱国请愿的通知后,便开始忙碌地准备宣传品,有的女学生兴奋得一夜未眠,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大干一场。杨淑英还将钱包和心爱之物交给了要好的同学,准备为国捐躯。

9日凌晨,师大校门被军警封锁,学生们质问军警为什么不让出去,军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嚷着要学生“走开!”于是有的学生扒开后门,有的跳墙出来,奔向新华门。曹国智在自己的头巾上写上了“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请愿团”,并用手杖举了起来。新华门前密集的军警摆成了“八字阵”,机关枪支起了脚架,步枪装上了刺刀……大家预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临。

学生们发出了抗日的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震撼着古城。杨淑英手拿要求抗日救国的传单,毫无惧色地走到持枪军警的面前,递给他们。军警们不知所措,哪里敢接呢?于是杨淑英就将传单一张一张地挂在军警的刺刀上。

何应钦拒不接见请愿的学生,派人出来搪塞,大家见请愿不成,便互相挽着臂膀,迎着刺骨的寒风,高喊着口号,开始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西单遭到军警袭击,学生们经小胡同绕过西单向北,从护国寺街向东唤出了辅仁、北大等校的同学。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军警挥舞着大刀、木棍、皮鞭,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劈头盖脑地打来,还用高压水龙头向学生们冲击,就连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也不放过,许多女学生跌倒,被挤压踩踏。忍饥挨冻奔走一天的女学生们没有被吓倒,虽然回到学校时天色已晚,但她们仍然激动地给未参加游行的同学讲述情况。曹国智在文学院(石驸马大街)、教理学院(和平门外)向同学们介绍了请愿和示威的经过。

国民党为迎合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宣布在12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学生们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他们日夜奔忙、筹划,但被当局侦知,16日晨,师大校门口被重兵把守。文学院的学生化整为零,从后门冲出。刚走出胡同,王振华就被军警用刀鞘砍伤。教理学院的学生则利用院内高于马路的地势,向墙外浇开水,抛砖头,使军警退向两侧。学生们旋即和正走到门口的队伍里应外合,冲出校门,奔向天桥。这天,师大有500多名学生参加了游行。

教育系的女学生杨倩华(杨清华)担任游行队伍的联络员,她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一顶红色的绒线帽,机智地穿梭于队伍前后,观察动静,传达命令,被大家誉为“小红帽”。一个从东北逃进关里的女学生,眼睛被军警打肿,鼻子被打破,鲜血直流,但她勇敢地抓住军警,严厉而愤怒地说道:“打,给你们打!我们国破家亡,恨不得抓住日本鬼子咬他几口,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打敌人,偏打自己同胞?”学生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誓死抗日救国!”军警举着棍棒的手垂了下来。

晚上9点,学生们在撤回学校的途中,走到菜市口北边春明中学附近时,路灯被关闭,设伏的警察蜂拥而上,挥舞着木棍、皮鞭向学生们袭来。师大的队伍被堵在一条小胡同里,被毒打受伤的学生有60多人。女学生李如惠被打得直吐血,腰都直不起来。

“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掀起的抗日救亡风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形成全民族的抗日高潮。国文系女学生邓文惠,写信给在长沙的同学苏镜,痛斥卖国的《何梅协定》,介绍了华北的危难局势,以及北平一二•九运动的起因和经过,苏镜将此信送到长沙《大公报》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封信打破了一潭死水般的平静,长沙爱国学生无不义愤填膺,通过秘密联络,他们冲破反动当局的封锁,在20日举行了游行示威,掀起抗日救亡的狂涛。

(北师大南下扩大宣传团)

做民族解放的先锋

为扩大抗日救亡运动,193613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师大学生参加了第二团,女学生曹国智、徐骏、丑泽兰、朱安恕、董愚韧、杨连英等,冒着严寒和风沙,与男同学一起,夜穿丰台,绕过南苑,一天步行120里。女学生们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有的脚肿了,有的脚起了泡,但心情却特别激动。夜晚到达青云店后,他们在小学的一个破教室里借宿。教室里没糊窗户纸,西北风呼呼往里灌,男同学担心女同学着凉,就让她们睡在火盆旁边,自己在门口处背靠背休息。杨连英的大衣角被火烧着,曹国智、朱安恕和董愚韧中了煤气,昏迷过去,幸好被及时救醒,送回北平。她们休息两天后,就又急匆匆追赶南下的队伍了。

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宣传团沿途散发传单、刷标语、开大会、演讲、唱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深入访问过程中,看到贫苦农民住在冰窖似的小土屋里,衣不遮体,用野菜充饥,孩子们瘦得皮包骨时,学生们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地主、反动官吏的残酷剥削压迫,是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师大女附中的刘志兰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心情:“三个星期的下乡宣传,对我真是个锻炼。”从此以后,“不管家庭、亲友、学校的劝阻,我每天在校外奔波,热情从事救亡工作,”“分配给我的任务,绝不打一点折扣。”

113日,他们在新城县辛立庄小学借宿,被军警包围。军警包围学校,是想将宣传团武装押回北平。同学们紧张地研究着对策,最终决定突围。曹国智和几个女同学发现女厕所有个没上锁的小门通向田野,大家便一个个从小门逃脱。深夜,北风凛冽,学生们奔跑着,不敢有一点声音和一丝亮光。有个女同学脚冻了,疼得钻心,她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撕下来裹在脚上,继续拼命奔跑。早饭时刻,学生们跑出了几十里,终于冲出了重围,在孔家码头和一团汇合。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一、二团,于22日到达保定,住进同仁中学,被军警“保护”了起来。晚上学生们集中在礼堂,围着一盏小油灯,召开最后一次宣传团员大会进行总结。在讨论回北平后如何坚持抗日救亡工作时,大家提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要永远团结在一起!”一致要求将南下扩大宣传团变为永久性组织。在热烈的讨论中,曹国智提议这个组织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家均表示赞同。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93621日在师大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迅速发展到全国30个城市,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为抗日战争输送了大批干部,为推动全民抗战立下了不朽功勋。师大成立了民先队部,参加南下宣传的几位女学生成为第一批民先队员。随着进步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涌现出一批女民先队员、女共产党员。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师大成立)

为抗日救亡而奔忙

为了团结广大师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师大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成立了“大众歌咏团”,开展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的活动。先由杨淑英、王振华和肖兰跟着留声机学唱《大路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船夫曲》等歌曲,然后再教其他同学,之后,又走出校门,到一些大中学校及29军士兵中教唱,该团后来发展到二三百人,由此推动了歌咏活动的开展,并成立了“歌咏联合会”。在歌咏活动中,女学生们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和平门外的教理学院周围,居住的多是贫苦市民,他们的子女上不起学。进步学生利用师大的教室,办起了“平民学校”,免费招收贫苦市民的子女,杨倩华、杨淑英、袁景馥、朱安恕都自告奋勇,义务教课。杨倩华教授国语、算数,还担任了一年级班主任,她给孩子们讲爱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国》等歌曲,带领孩子们将抗日传单塞给经过门前的29军士兵,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

1936年末至1937年初,在援助绥远抗战运动中,女学生们举办了救护训练班。她们节食,并停止取暖一周,将省下来的钱支援绥远抗战将士,还走上街头进行募捐。曹国智、王振华、冯来仪、朱安恕、于月萍、方常宁等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到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历史系的女学生浦安修,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外,还和赵启海创办了《历史教育》杂志,该刊宗旨是:在内忧外患日益紧迫,民族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历史教育要承担的任务是发扬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意识,唤起民族自觉。该刊受到史学界的支持和青年学生的欢迎。

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了一二•九运动中的女学生:“许多人是终日与休戚相关利趣同一的同学同在救亡运动中努力,因为还要在课外干救亡工作,她们是很忙的,茶房常常进来通知‘某某先生找’,‘有个条’什么的。她们真是很少有时间留在自己的卧室里静养多时的。但她们真像越干越有劲似的,总是这样的精神,在实际生活的体验外,还不时阅览许多知识的、技能的和修养的书籍,有的便组织了集团,自饮自食,饭是很简单的,同时她们的穿,当然也不比吃好多少。”

七七事变后,许多女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或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如浦安修、杨淑英、袁景馥、杨倩华等,也有许多学生到大后方从事地下工作或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参加大后方的抗日运动。

(作者:麻星甫。来源:《北京党史》,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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