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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札中真实的梁启超
发布时间: 2017-10-18  

 

 

 
梁启超 行书康有为挽联 纵28cm 横18cm 1927年4月17日(选自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书信》)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睹全国鱼烂陆沉之惨;西狩获麟,斯文道尽,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刘东先生曾说,梁任公对于清华有恩。其实,任公对北京师范大学也同样有恩,有渊源关系。他是北师大校董会的理事长。北高师改北师大后的第一任校长范源濂,就是由任公全力举荐的。他在北师大还曾有过多次演讲。对北师大的发展功不可没。这批信札中,有两封信涉及到北师大,深感与有荣焉。

南长街梁任公档案中,包括信札、手稿等,规模宏大,仅信札二百多封,时间跨度涵盖一九〇四至一九二八年,涉及晚清民国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康有为、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这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特别是梁启超研究,也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讲,评价古人的立说,要抱“了解的同情”态度,才不于附会与曲解。他的意思是,研究者须设身处地,理解古人不得不然的初衷与本意,即要有历史感。由于历史不能重演,所以,他说,对于今天可依据的片断材料,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要达到他所说的此种历史感,固然需要作许多努力,但是,可资摩挲与鉴赏的历史真迹即历史文物的存在,能提供某种历史氛围,这无疑会大有益于我们回归特定的历史场景,找到或感受到此种历史感。目睹这一大批手札真迹,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胡适曾谈到,梁任公墨宝流传民间甚多,约有一二万件。这原因,除了他个人社会交往广泛与字写得漂亮,为人喜爱外,还得益于用纸考究,易于保存。这次看到的任公用笺,果然考究,不仅纸质好,且专门制作,设计精美。观其信札,字笺一体,充满书卷气,令人赏心悦目。用笺又有“饮冰室用笺”“饮冰室启事笺”等等分别。很显然,其使用,因人因事有别。这说明,胡适作为任公的朋友,观察是对的。任公曾多次谈到,他的信仰就是“趣味主义”,对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有兴味,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尝试,因之,自觉生活充满乐趣,永不知疲劳。这些精美的信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任公确是一位既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又充满着生活情趣的人。

档案中,还有些是康有为的信札。其中,有一些是康在国外宾馆匆匆忙忙的用蓝墨水笔写的。使用的不知是什么笔,显然不是毛笔。字迹十分潦草,干涩,很匆忙。这可以理解。这些人逃亡海外很艰难,不容易。所以,康有为这样的大书法家,也只能临时随便找来笔与纸,匆匆走笔。这些文物,显然有助于我们感受到当年这些历史人物活动的场景。

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公私档案都是重要的。其中,信札由于其私密性的特点,往往更多地包含着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透露出人性的幽微;故藉以知人论事,又有一般档案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这也就是信札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的原因。这批任公信札,有给亲属师友的,有给政要的,都不容忽视。

一九〇四年初,任公与弟梁启勋信中说,“兄至粤,岑督幕中人皆来见。张鸣岐(岑所最亲用者)且以云阶之命来询治粤方略”。“孝怀在幕中极有权,彼等皆来,谈了两日夜也”。话不多,却透露了极重要的历史信息。以往我们只讲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清廷且派人追杀,处境危殆。但此信却说明,至少在新政开始后,梁已有机会回到广东,主张新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且默许和支持幕僚与之接触,讨教新政施行方略。足见任公不仅不再与内地隔绝,且与某些清廷地方大员,过从甚密。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一九〇五年清廷甫批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端方能迅即频繁与任公书札返往,并公然请代草考察宪政报告了。

这当中,还有一封是任公写给当时袁世凯总统的信,也很值得注意。人所共知,护国运动中,任公的著名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打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型炮弹。时袁虽千方百计,不惜威胁利诱,想阻止他将此文发表,但终不为所动。是文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反袁斗争制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可以说,它加速了袁的垮台。在讲课中,这件事是一定要讲到的。现在看到这批任公信札,我才知道,原来在长文发表之前,他还专门写了封信给袁世凯,并将是文附上。信很短,大意是说,变更国体,沸腾中外,动摇大局,自己不赞成。文章将在各报发表,目的是为了相与商榷匡救。希望总统能披阅采纳一二。任公何以要写这封信,以及怎样看待这封信,各人容有不同的解读。写给总统的信,按理当是工整严谨,合乎规制,以示尊重。我看那真迹,要言不繁,但写得匆忙、潦草,用笺也未讲究,显然是急就章。这可以理解。任公与蔡锷事前已策划好,文武配合,文章一经发表,护国军即起。那个时候,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气氛是紧张的,因为发表文章将冒极大的风险。南下之前,他匆忙发出此信,兴奋与紧张并存的心态,溢于字里行间。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目的是什么?若仅是为了告诉袁自己反对他帝制之为,大可不必写信,因为文章即将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信通知袁世凯。

他在信里讲,在文章起草过程中,“痛楚不能自制”,曾几次想搁笔。之所以最终坚持写出来,是鉴于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义”。显然,此信重申自己不赞成筹安会的作法,这不是主要的。它也不是简单地要表明自己明人不做暗事。这样理解,还是小看了任公。事实上,他作为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人,于公于私做人都很到位。他曾与袁共事经年,事前曾劝过袁,不能听;现在决心要与之做最后决裂了,虽然危险万分,走之前也仍要坚持尽古义,通知对方,做到有理有礼有节,仁至义尽。此信用的是“任公集琅琊刻石制揃”,从匆匆的行书迹到用笺,也都给我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这绝非看打印稿所能感受到的。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讲过,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不仅没有倒退为守旧派,实成主张新文化的健将;而且,因站立在源于西方的二十世纪初年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上,其思想乃表现出了可贵的前瞻性。其中,他主持成立“讲学社”,代表进步的学界与思想界,有计划地聘请包括杜威、罗素、杜里舒、孟禄、泰戈尔等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为成立讲学社,他们成立了一个董事会,有一个章程。但这个章程我一直没看到。丁文江主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附有一九二〇年九月五日任公致张东荪书,商筹办讲学社各事,涉及到了董事会的成员构成及其办事规则等,但它毕竟不是章程本身。章程已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由于该报现在不易找,我也一直未能见到这个章程。现在的手稿中,恰恰保存有任公亲笔写下的《讲学社简章》真迹,让人喜出望外。只是遗憾的是,它没有写明时间。简章共六条,文字有涂改,说明它是草稿。正式发表的简章与这份草稿的内容有无出入,这一点很重要,可惜现在未见已发表的正式简章,无法进行对比。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草稿仍是重要的。这主要有二:其一,它证明了任公不仅是讲学社简章的起草人,而且还是成立讲学社的创始者、组织者。该社的成立是缘于接待罗素讲学。在经费的筹措、使用与具体如何组织接待的问题上,任公先征求过具体负责联系与承担罗素翻译的北大教授傅铜的意见。由《梁启超年谱长编》提供的来信可知,后者曾建议,若经费有余,不妨成立“国外名哲聘请团”,续聘更多的国外名哲来华讲学。这是一九二〇年八月的事。到上述九月五日任公致书张东荪,筹商办讲学社各事时,已是这样说:“入京为讲演事,忽费半月,现所进行如下: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学一人来华讲演……”他通报张的主要内容,与简章草稿一致;同时,他在书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包括蔡元培等人在内,待定的董事会董事的具体人选。任公虽接受傅的建议拟成立聘请外哲讲学的专门团体,但它最终的名称却是为“讲学社”。由于共学社成立在前,这个名称很可能就是从“共学社”推衍出来的。而且,这个名称一定是任公亲自确定的。现在看到的这份简章草稿,写在两页纸上,第二页最后还留有很大空间。但首页的标题“讲学社简章”,却书写局促,与正文挨得过紧,可知它是后加上去的。而正文的一、四、五条,首两字原本都是“本团”,后又都改“团”为“社”字。也可以反证题目“讲学社简章”是后加上的。

据此,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合理假设:任公写简章,最初也许尚无确定具体名称,或仅是“某某团”(如“国外名哲聘请团”),最后改“团”为“社”,并断然加上题目“讲学社简章”,乃突生的灵感与神来之笔,也未可知。不仅如此,简章草稿又一定是在与张东荪书之前写就的。这些都能进一步说明,任公是讲学社的真正创始者与组织者。其二,这份简章草稿第一条规定,“逐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第三条规定:“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二者不甚协调,后者实际上是对前者又作出的限定。它强调聘请专门学者,尚非其时,当下最急需的是要延聘“当代大思想家”,即不拘于专门学问的通识大家。这一点很重要。它反映了梁任公“贤者见其大”。

 

  
梁启超 行书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札 纵25.5cm 横16.5cm*7 1927年12月7日(选自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书信》)

(作者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室原主任、历史系主任。文章来源:《中国书法》,2015.05,总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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