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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
发布时间: 2017-09-13  

 

张之洞是清末新政非常关键的人物。他“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担任过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等要职,是能够影响朝政、擎画体制,甚至左右时局的清末政治家。他集“中体西用论”思想之大成,所著《劝学篇》,“开守旧之智,范维新之心”,由清廷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影响并塑造了清末的社会思潮和新政理念。他主持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通行全国,确立了中国近代系统而完整的教育体制,经他创办的自强学堂和三江师范学堂,打造了今天武汉大学和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根基。作为清廷所倚重的肱股大臣、中体西用的倡行者,他很适合被推举为封建卫道人士、顽固守旧势力的典型代表,但偏偏是他的湖北新政,特别是他精心经营的武汉,成为了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葬送大清的桥头堡。
                 
                                  

                                                                           1903年,张之洞(中)和京师大学堂教师合影

撰著《劝学篇》,沟通中西,集“中体西用”思想之大成

晚清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和日本的崛起面前,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需要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清廷大员到士大夫阶层,处处弥散着“保国”“保种”“保教”的强烈危机感。洋务派的“自强”和维新派的“变法”,都是一种未能成功的尝试。张之洞由“清流”而入“洋务”,由“办洋务”而“行新政”,对“旧学”和 “新学”的关系,既有深入而系统的思考,也有实际而切身的体会,更有从施政着眼的利弊权衡和意见调和。正因为如此,他所著的4万余字的《劝学篇》,较顽固派的保守、洋务派的短视和维新人士的激进,更易为各方所接受。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内篇有九,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是谈如何认识和对待旧学,如何看待和发挥旧学的功用,所谓“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则含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农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功教十五篇,主要谈如何认识、借鉴和运用新学,所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中学西学的关系处理上,“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认为,偏激的趋新和守旧均无益于救时和应势,“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要匡救时弊、“保国保种保教”、“求富求强”,须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一主旨贯穿于全书。1898年,《劝学篇》成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交相嘉许,令广为刊布,通行各省。舆论称其为“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十日之间,三易版本,“刊行不下二百万册”。个人的思想和主张,由官方来推广,进而上升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殊荣为张之洞带来了莫大的尊荣。就连西方的传教士也称赞他是“这个国家赖以支撑的柱石”,将劝学篇翻译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然而,誉由此出,罪也伴之。它不仅被革命派视为“愚谬”,改良派也将其作为障碍。 “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不知欧美所以致文明之故……不知志士之所志”;“未闻以牛为体,以马未用”。张之洞的“扶清”立场和“固本”主张,更使他收获了无数批评。朝为“木铎”,暮为“箭垛”。然而,“中体西用”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自不必说,即就现实的考量来看,放在清末,它是中国“求富求强”途径的一种策思和探索;着眼今天,它仍能够在面对文化的“民族性保持”和“世界性获得”的张力时,给我们提供启示和镜鉴。

制定癸卯学制,折衷内外,对中国近代教育进行系统设计

晚清在发展近代教育上是有综合考量和整体规划的,清政府设计的学制,先后有戊戌变法时的《奏拟大学堂章程》、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奏拟大学堂章程》由梁启超行文,属草案,出台仓促,颁布不久即被弃置。壬寅学制为过渡,由张百熙主持拟定,颁而未行,存在一年零四个月。癸卯学制为定案,由张之洞实际主持,张百熙、荣庆等共同参与,19041月公布,民国成立初仍在发挥作用。三者都贯彻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标志启动戊戌变法事宜的《定国是诏》,明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光绪批准的《奏拟大学堂章程》,在学堂功课例中提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 在《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过程中,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与时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直有沟通。张之洞多有建议,像“日本学制尤为切用” 、“管学之员宜赴东学习”“编订教科书”等,受到张百熙的格外重视。19028,张百熙上奏《钦定学堂章程》,谕允颁行全国,因多方表有异议,且屡遭参奏,施行陷于困境。此时,由张之洞主政的湖北,是新政的各省表率,其学务成绩尤为突出。考虑到张之洞的影响和资历,处境尴尬的张百熙以及刚刚增派为官学大臣的荣庆,共同向清廷上折“奏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张之洞由此走进中央教育改革的舞台,并反客为主地成为实际上的主持者。19041张之洞和张百熙、荣庆一起上奏《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该学制立足国本,取法日本,对中学有格外的突显,对西学有全面的纳入,并特别融入了湖北的经验和成例。它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始于蒙养院而终于通儒院,横向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说得上是体系庞大,课程完备,禁戒严整,并尽可能兼顾了各方的诉求,成为首次得到实施的法定的国家学制系统。

推崇师范学堂,视其为教育造端之地,推动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置

《劝学篇》谈及教育在新政中的地位,认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主张“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如何广设学校,张之洞的主张是,师范教育不仅优先办理,且要高其位置。1902年,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办学折》中,提出了各学堂办法15条。其中,“师范学第一。……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张之洞的特别之处是,不仅这样说,还这样实施。1902年,他频频派人到日本考察师范教育,并正式开办湖北师范学堂。1903年,兼理两江总督期间,又开办三江师范学堂。他办理师范教育的成效和措施,无疑是癸卯学制单列师范教育系统的底气和重要根据。由此,湖北的师范学堂章程,几乎成为癸卯学制规划师范学堂的蓝本。按照癸卯学制,“大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并行实施,由此,附设于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面临着照何章而遵的选择。《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将来大学堂开办预备科及分科大学,事务至为繁重,仕学师范两馆均应另派监督自为一学堂,径隶于学务大臣。其仕学馆课程应照进士馆章程办理,师范馆可作为优级师范学堂,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由于清末政府财政拮据,且对待新政意见多歧,中央各部施策难免会经常犹豫,以分科大学的办理为例,就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079月,清廷谕令入值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他一改学部的拖沓,在大学堂分科大学筹办迟缓、进士馆已经停办的情况下,首先推进优级师范学堂的建设。19086月,学部上“奏设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并遴派监督折”,清廷依议。张之洞即派自己的门生陈问咸任监督,并负责新堂舍的建设和迁入工作。1114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正式开学,19096月迁往新址。为庆祝新校址的启用,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张之洞亲临现场致辞,称“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这段话既集中宣示了他对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也指明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定位,表达了一个行将成为历史、以教育为新政根基的清廷要员对师生的期望。190910月,张之洞撒手人寰,画上了人生的休止符。他倾力经营的中国教育事业,并未停步,不断在“本土诉求”和“西潮冲击”的风浪中,加快了探索向前的步伐。

 

在中国现代教育的演进中,张之洞无疑有着本源处的综合影响力和显著作用力。北师大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其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自始便有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和“择善固执”的担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之洞与北师大产生交集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追述北师大的以往,我们不可忘了张之洞。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京师史话》推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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